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以施米特宪法思想中的对抗理论为背景

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现代法治国家就是合法性问题研究的产物.施米特的理论中,合法性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架设起沟通宪政思想与政治学说的桥梁:他从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出发,提出"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理论,突破了形式合法性的束缚;但在追问正当性的实质时,为迎合当局需要却又陷入个人决断的巢穴,为纳粹的上台裁制"嫁衣".中国的法治进程,同样呈现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难,就让我们以施密特"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理论的利与弊,作为反思自身和中国宪政建设的良好契机.     

对“证据”概念及属性的法理解析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项规定的出台,对我国刑事证据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证据概念的定义以及证据属性的定位,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学术界中有关证据概念存在着事实说、统一说、根据说之异议,而在证据属性上则包括了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的争论。但是,现实法律中,在证据的概念和属性上则分别恪守着事实说和真实性的定位。这种在证据概念与属性认知上的不同差异,不利于现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依据学理上对证据概念和属性的分析,可以发现,证据就是事实,其唯一属性是真实性。而合法性与相关性则是法律上判断证据有效与否的标准。     

中共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换:现状与前瞻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分别形成了以意识形态资源为主导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资源为中轴的合法性模式。新时期,受制于经济不增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面临着困局。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转向构建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身份焦虑:社会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及其突破

社会工作机构"身份的焦虑"并非仅仅是机构自身的焦虑,其折射了社会组织的集体焦虑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体制转型的焦虑,是理解经济社会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重要切入口.从系统理论来看,社会工作机机构的合法性困境是合法性系统的"同一性"困境,既有内在同一性困境,也有外在同一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的认同隔阂、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整合失调以及专业合法性与职业合法性的衔接脱节;其成因既有宏观生态环境的冲击,也有在地化情境的消解,还有自身权威建构过程的束缚.因此,重构机构合法性,应以重塑机构合法性的专业内核为基础,再造其"多元交代"的责信格局,并整合其生态结构,多主体协同为其健康成长营造绿色生态环境.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为进路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历史合法性是否一劳永逸?党执政的现实合法依据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实质上涉及执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维度就解答了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问题,即执政权来源于权利,取得于法律的规定和确认,受制于权利。它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内涵,符合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合法性的理论辨析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中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被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在历史沿革上,合法性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曾经形成了形式主义合法性、规范主义合法性和重建性合法性三个类型,在整合三种理论的基础上,现代合法性内涵包含着三个要素,即自愿性的认同或同意、符合一定的规范标准与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在西方文明内部,合法性正经历着危机,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成为争议的核心。随着合法性主体的多元化与合法性客体的日渐扩张,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应表现出同一性,在法学理论研究上,合实效性、合理性与合法律性三个维度应当成为合法性评判的实践视角。     

论执政能力建设的合法性维护意蕴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失业下岗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三农”问题等为代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其政治后果 ,使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走向显性化。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治理显性化合法性危机 ,践行合法性维护的理性自觉行为。以合法性维护理论为工具探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政治决策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日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与"中国哲学"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同样,在日本学术界,关于"日本哲学"是否成立早已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而被提出并且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日本哲学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已不再纠结于按照西方哲学的定义标准"日本哲学"能否成立等类似的"合法性"问题,而是通过追索哲学在古希腊的本来定义等行为,将哲学视为人类探究普遍真理的创造性过程,从而提出了日本哲学在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主动参与新世纪世界哲学建设的强烈意愿。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论政治合法性诉求下的执政党现代化建设

党的现代化是各国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执政党的现代化问题的实质是对其政治合法性的永恒诉求,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构成了挑战,党应该与时俱进,以价值观、制度、组织、角色的现代化来回应合法性的挑战。     

后发展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三元化与政治发展逻辑

发达国家的合法性状况可以类型化为一元模式,即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之间是连续的,是由传统政治价值"自然"演变而来的,并非是外来的.与此相反,后发展国家的合法性状况呈现为二元形态,即本国的传统政治价值与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民主政治价值形成二元格局.合法性本身具有规范和经验的二元性,合法性的二元性有可能导致政治理念与实际政治过程的脱节甚至背离.这种状况将规定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内容及其发展逻辑.后发展国家是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中启动和推进政治发展进程的.后发展国家的国际环境可以类型化为"先进一落后"二元结构环境,而国内环境则可以类型化为"强国家一弱社会"二元结构环境.合法性的二元化与发展环境遥相呼应,进一步规定政治发展的内容和逻辑.本文在合法性、发展环境、政治发展的框架内,讨论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的逻辑.     

从统治到治理——中国自然资源管理合法性的转向

和世界各国一样,中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多次重大变革,都是为了解决一直存在于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一大难题——自然资源保护和当地社区居民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仅依靠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等手段的强制模式不能完全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容易引起自然资源管理的合法性危机。社区共管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实现了自然资源管理从"合法律性"到"合法性"的转变,基层资源管理部门的权力实现国家体制自上而下和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双向授予,同时在具体的管理中也实现效率机制与和合法性机制的发展和互动。社区共管促使自然资源管理的合法性从"统治"向"治理"转向,可以通过社区参与,在自然资源的管理实践中去不断完善。     

中国民营企业合法性获取行为探索性案例研究

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剖析转型期民营企业面对制度约束所运用的合法性获取行为,并归纳出合法性获取战略。通过对两个案例企业分析发现,企业借助法律法规、借助权威、公关活动、知识普及、道德活动,以及企业家形象塑造这几种合法性获取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合法性水平。     

共性中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

"合法性"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新制度主义认为,法律强制的规制性维度、专业性说明的规范性维度和社会道德文化的认知性维度,是组织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在组织合法性的三个维度上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共存的特征:法律规定共性与法律地位的差异,政府机构支持共性与行业协会支持的差异,组织成员角色期待共性与组织成员认可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差异主要源于业主组织发展阶段性、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和社会基础结构的不同.明确业主组织法律地位,成立国家和省级层面业主指导协会,建构业主组织内部民主机制,是推动中国城市业主组织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的关键.     

权力的合法性研究

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理解权力合法性的关键是承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多维度的概念,包含了规则要素、正当性要素和行动要素,它们共同推动了权力合法性的实现。权力的合法性构成了附属者服从权力或权力合作的道德基础。合法的权力就是有限的权力;而权力丧失合法性的方式之一就是掌权者没有意识到其权力的固有限制。     

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合法性理论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和政府权威合法性两方面。在“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愿意并能认同“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原因值得探讨。一方面正义原则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使“非法”与合法语境在法治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地方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因此能够相得益彰、和谐共处。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对社会工作谋求专业合法性的思考

在政策的推广下,社工的合法性建设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本文将合法性建设置于场域—惯习理论下进行检视,并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惯习可追溯到男权制文化的建构,实际上是社会场域中的"男性资本"的要求。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受到场域的男性规则阻碍的同时,又在利用其改变自己在场域中的利益位置。笔者在文章中论述了攀附男性资本的发展只是自缚手脚,并提出建立"社会工作气质"。     

论政治和谐与政治合法性的新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项简单的时代性任务,而是一项巩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和谐社会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升到政治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后发型国家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合法性威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寻求合法性的模式出现了偏差。从解释性合法性、绩效性合法性向和谐性合法性转变是后发型国家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