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新世纪乡土小说价值形态问题初探

在社会文化中心主义解构的时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呈现了价值形态上"趋后"的向度,即文学语言形式的"后现代性"。然而,中国当下客观物质层面还远没有达到西方后现代的社会基础,西方后现代思潮是在后工业时代架构上的精神裂变与突围,而中国后现代是以人文价值形态为先导的工具理性的范畴。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场域内,后现代主义则是作为一种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论,并衍生为无限扩充后现代"领地"的非本质主义倾向,"无边"的状态致使文艺理论阐释的虚无与混沌。同时,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看似大众化的表象下,知识分子集团却决定了这种大众化所蕴含的精致的"小众情结"。诸多人文价值理念的错位是新世纪乡土小说面临的既真切而又紧迫的现实问题,这是知识分子对启蒙话语力不从心之后逃向形式主义的溃败。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

由于多元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作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主体形象,农民形象审美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丰厚充盈.依据其自身审美内涵的差异性,农民形象谱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文化表征型、现实镜像型和生存喻指型.文化表征型农民形象源于作家文化批判与重建的强烈诉求,农民的文化能指意味愈趋明显.现实镜像型农民形象则折射出现实乡村变革对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改变与塑造,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冲突成为作家的叙事焦点.生存喻指型农民形象突出农民的生存意识,彰显出作家以自由自在的乡村文化心态和自足自立的乡村民间生存原则对抗意识形态同化改造乡村的文化意图.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的迁移,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必然会产生新质,克服当前农民叙事缺陷也成为作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流动的“乡土”——1990年代以降台湾乡土小说管窥

针对台湾学界晚近提出的＂新乡土小说＂、＂后乡土小说＂概念,文章尝试通过考察女性的乡土书写与新世代的乡土书写,以＂乡土＂的流动性窥测1990年代以降台湾乡土小说的发展样貌。     

论当代河南乡土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

在当代河南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系列中,以李双双、春妞儿、暖暖等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群。虽然由于时代的发展,她们的形象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却是贯穿始终的。她们精神解放之路的艰难性和曲折性,在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台湾乡土小说中的“杂语”现象

自台湾新文学诞生以来,其乡土小说中一直存在明显的"杂语"现象,即其普通话中混杂了较多的方言、文言和外来语成分。台湾乡土小说中的"杂语"现象除了源自日据时期汉语传统的中断外,还与新文学发生时新旧语言转换不彻底、语言建设过多地倚重方言有很大关系。而作为一种"症候","杂语"现象背后又反映了意识形态的混杂,即不同语体中更多地包含了民族的、文化的或政治的诉求。另外,语言是一个作家身份认同最明显的标志,这种"杂语"现象也显示了一些作家身份认同上的迷惘与混乱。     

遥望故园——论中国现代小说的乡土回忆

中国现代小说有着大量的回忆乡土的作品,这也是现代小说的一个主要主题形态。回忆乡土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对故乡的回忆是作家的根的追寻,在回忆故乡的小说中总有一种乌托邦般的牧歌情调,但是作家们也写出了故园乌托邦被现实挤碎的伤惋。另一方面它是作家们文化焦虑的一种表征,同时也是他们自我认同的努力。对故乡的回忆也是一个牧歌图式的建构与消解过程,在表现着现代作家对根的追寻与失落的同时,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表现了对牧歌般的中国形象的诗意寻找。     

新都市小说中“经济人”形象特征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都市小说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形象即"经济人"形象,这一形象具有如下特征:自觉服膺经济理性主义;鲜明的经济个人主义特征;冒险进取的英雄主义气质;浓郁的世俗情怀和强烈的物质主义。"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更新了中国当代都市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既具现实意义,又富文学意义。既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社会的变迁留下了一幅幅生动而鲜活的写真,又使得中国新都市小说的生存获得了合法性,"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新都市小说开始真诚地书写充满生命质感的都市社会和火热腾跃的现实人生。     

卫生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鲁迅的乡土小说,所以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浙东故乡常常的眷恋和对中国农民常常的“爱”上。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的情感文字表现,是这种真挚情感的流露。     

彭家煌乡土小说论

彭家煌是“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中的优秀一员,他以溪镇为自己着力表现的乡土 世界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人性与人的价值等层面对溪镇人的生存状态作了充分展示。通过对 封建传统的批判,显示出小说内在的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内涵。     

莫言乡土小说的悲苦主题

作为当代著名的乡土作家,莫言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充满着对苦难和悲剧执着呈现。他不回避也不遮蔽乡土世界存在的一切苦难和悲剧性的生存状态,而是赤裸裸地执著于展示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各式困苦和悲凉,他以他的真诚和良知展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乡土世界。苦难和悲剧是莫言乡土小说始终不变的主题。     

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发展论

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突破与超越了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桎梏。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是在新时期社会开放的形势下,现代意识充溢于作家头脑中,主体具有与历史和现实抗衡的个体精神时出现的产物,也是文学多元化状态下的产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浪漫主义小说唤回存活在记忆中的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中的美与善的亵渎、毁弃,从而反抗政治对文学的过分束缚,使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本身。     

西部民俗风情与乡土小说的文体特征--西部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研究

民俗风情,是创造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的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与行为)。在西部乡土小说中,西部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与西部乡土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本文从“花儿”与“民歌体”式、民俗事象与日常生活叙述流,民俗杂色与文化心理冲突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析。     

乡土小说:全球化视阈中的困境与突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质疑与挑战的问题,但全球化和乡土文学并不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关系。在全球视阈中,乡土小说要作现实的提升,必须探索对乡土真实的真诚追求、民族文化的全方位抒写和现代意义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有效融合;克服乡土小说内在底蕴的民族性、传统性和文学人类学价值的世界性、艺术表现的现代性之间的深刻矛盾;作家们要依凭全球性经验重新观照农村、农民、农业,同广大农民建立紧密的血肉联系。     

“五四”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主题的变更

乡土小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百年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这百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纪录.从"五四"时期的批判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救亡,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歌颂新时代,再到新时期以来诗意的回归,随着时代中心话题的变化,乡土小说也经历了多个主题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