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

古典主义是在人与对象的第一次分化,即人与自然历史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浪漫主义则是在人与对象的第二次分化,即人与社会历史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因而由前者向后者的发展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与古典主义不同,浪漫主义不是以客体为原则,而是以主体为支点。但是,作为主体性原则的审美意识,浪漫主义还只是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继之而出现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则进一步强调了主体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浪漫主义不仅构成了古代艺术的历史终结,而且构成了现代艺术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与游兆和先生商榷

游兆和先生在《学术研究》2007第8期上发表了《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实证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终结,由此‘哲学终结’也就具有‘思辨哲学’与‘全部哲学’终结的双重含义,而‘哲学’最终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逻辑学’,但二者也终将""完结",并认为"断言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缺乏历史与逻辑根据"。但是,马克思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含义在于超越"思辨哲学",而没有否定"全部哲学";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概念只是处于哲学与科学意义张力中的一个含糊的名称,不能断言马克思"随着这种‘历史科学’的诞生,‘哲学’或任何‘历史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马克思在终结"思辨哲学"之后拯救出积极世界观,实现了哲学变革并开辟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学说。     

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以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长题和题序的大量涌现是唐宋之间诗歌演变的一大现象。以唐宋诗转型上富有典范意义的三位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可以看出:从唐至宋,诗歌的长题和题序倾向于陈述作为个体经验的日常生活,具有纪实性和干预现实的特征,反映了创作者"以诗为史"以及重视读者期待的创作追求。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为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并使诗歌具备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在唐宋诗转型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阳明心学”到“王学左派”:“浪漫”的召唤、转向和终结

晚明是一个潜伏着文化转型和精神裂变的过渡时代,在"程朱理学"日益僵化的情境下,"阳明心学"成为晚明思想界另辟蹊径的一个产物,它在发现人、肯定人、尊重人、理解人的价值理念上达到中国近代历史的新高度。在"阳明心学"及其"王门后学"的熏陶浸染下,晚明孕育了中国近代的"浪漫洪流",而从"阳明心学"发展到"王学左派",左翼激进的思想启蒙促进了浪漫精神大放异彩,然而现实困境及自身局限使之在"向左转"后无路可走,最终导致浪漫的瓦解和终结。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重读《神圣家族》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内部存在着两个派别,即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二者有不同的理论来源、理论特征和理论归宿.从研究主题的历史性转换这一视角看,唯物主义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它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所以它又是辩证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反对"形而上学",但又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形而上学".真正终结"形而上学",并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与教育影响——国际比较的视角

科举制度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儒学教育在东亚传播和演化过程成为"科举文化圈"形成与解体的重要背景。东亚科举制受各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科目设置、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在东亚教育史上,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一是科举制不能适应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化教育冲击动摇了儒学文化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导致科举制终结。从废科举过程考察,东亚存在国别差异。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但科举文化传统对当今东亚社会的教育观念、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和文化传承仍有重要影响。     

生态文化启示与精神价值整体创新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是新世纪中国和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本文从五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从"妖魔化中国"走向文化对话以消除误读;文化霸权主义的终结与文化多极多样化的提出;文化整体创新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标志;反对"去中国化",坚持东方文化世界化;生态文化的启示与精神价值整体创新.     

中国传统伦理现代转型的当代视域及其理论探构

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在当代面临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本身受到了道德责难,现代性道德遭遇伦理与实践的二律悖反;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使得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面临着"既走进现代、又走出现代"的尴尬处境;三是普世主义的出场,使得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型必须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凸显世界意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实现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最后决疑:一是探讨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学理逻辑,究竟可能、应该以及怎样就能够完成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型;二是注重中国伦理传统转型的历史意识,在历史梳理与现实悖反过程中,追问"现代"与"传统"的"优秀"所在,找到转型的契入口;三是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全球意识,在现代文明的滥觞以及后现代文化虚无主义的张扬中,我们面临的决不单单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且还要自觉担负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意识与人类意识,唯此才是真正的现代转型.     

“只有娱乐”：理查德·戴尔亚文化研究探析

理查德·戴尔是伯明翰学派中以亚文化立场进行文化研究较为突出的代表。他在理论研究中逐渐将文化研究"去政治化",显现"娱乐至上"的研究态度,与伯明翰学派的核心路径背道而驰,走向"反文化研究"的理论道路。导致他理论转型的主要诱因有三点:一是同性恋亚文化身份的特殊性,二是特定历史环境的嬗变,三是文化研究自身潜在于理论与实践统一上的缺陷与文化决定论倾向。因此,戴尔的文化研究在其个人与时代的作用下势必走向一种"反文化研究"的理论化道路。     

历史正在走向未来--21世纪初重读《共产党宣言》

真正的、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但与人类的全球化历史进程要求相一致,而且在本质上必须以其进一步的发展为前提和条件.这一方面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苏联模式"的失败所证实,同时全球化的当代发展也在更深刻的程度上向人们昭示着马克思社会主义对于人类未来的价值;历史没有"终结",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正推动"历史"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以文学作品为载体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探索

以文学作品为载体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人本主义地理学对人如何感知并塑造环境及空间的"地方的意义"的日渐关注。其主要任务与研究方法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借助同期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关于特定区域地理环境不同叙述的比较,复原特定区域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次,探索文学作品创作者的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规律性特征;最后,揭示隐涵在文学作品中的创作者对特定地域环境的文化认知与思想观念,即文学作品的"地方的意义"。这既有利于挖掘、关注文学作品隐喻的史料价值与"地方的意义",又对开阔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视野、扩大地理环境感知行为的主体范围等大有裨益。     

北魏中原文化思维战略

自永嘉之乱后,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入主中原,与前赵、前秦、后秦、胡夏等相比,北魏的武力并非最强,但北魏自建国的道武帝拓跋珪起,就已经逐渐意识到要想永续地经营中原地区,就必须得到汉人的充分认同,从文化层面上得到汉人的接纳。北魏在从边缘到中央的空间转移中,同时完成了从部落到帝国的转型。与十六国逐鹿中原者相比,北魏竞胜者在于其拥有一套中原文化思维战略,即从"血缘关系的攀附"到"地理空间的占有"再到"历史文化的继承",三大战略交叉递进,并形成了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文化思维战略模式。     

济南历史文化的变迁与特征

本文对济南8000年历史文化中的若干现象和特征做了一些学术上的深度讨论。其中,关于济南远古先民的"泉水胎记",关于"阴阳五行轮回说"与趵突泉"水涌若轮"的内在关联,关于大明湖是与佛教"净土"相对应的"净池",以及济南文化中异常强烈的名士品格、担承意识和中华核心元素异常密集的积聚等等,都是一些较新的探索。本文以较大篇幅梳理了宋元明清时期有关济南湖山林泉的各类记载,论证了"城即园林"是济南园林文化的本质特征,认为这一特征对济南今日的城市和园林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文化"软实力"对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构成意义上,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在发展意义上,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动力.表现在特征上,从空间角度看,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差异性;从时间角度看,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发展性.当前,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需要奠定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把握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题,抓住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