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是一个什么人

正时间很珍贵,我直奔主题。第一个意思我必须表达,表达敬意。这个敬意不光是我,我们刊物,我们陕西文学,我们西北文学,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新时期文学都应该向雷达先生表达敬意。第二,前几天我们在西安开了一个贾平凹的研讨会,有一个评论家用了一个词,说贾平凹是一个大体量的作家。那么借用这个词,雷达是一个大体量的批评家。新时期30年,10多本论著,超过1000篇文章,几十年的阅读积累和写作,一直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沿。就对当代文学介入的广度和深度而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图景——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南京大学中文系许志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 0 2年 5月出版 ,以下简称《主潮》)高度肯定了“现代性”之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认为“二十世纪文学史”所体现的“现代性”诉求“作为判别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价值框架体系” ,“是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史断代分期方法的一大进步”。 (上卷第 2页 )显然 ,《主潮》是认同“现代性”这一价值系统的 ,并以此来统领和观照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各种思潮。在章节的编排上也围绕并体现了这一点。例如 :“从‘伤痕’到‘反思’”(第一编 ) ,揭示新时期知识…     

评张俊才、李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张俊才、李扬合作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一书,堪称力作。该书的学术价值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我更为看重的是充溢在全书中的“让历史与现实对话”的精神。 《主潮》一书依次论述了20世纪出现的如下七种文学主潮:世纪初的新民文学主潮、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主潮、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潮、40年代的救亡文学主潮、新中国成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     

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五四源流

回顾新时期初的当代文坛,尽管现实主义复兴已成时代主潮,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传播却同样引人注目。这场传播运动的结果,不仅促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合法化,同时也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即无论是反思“文革”、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文学,还是深入民族集体意识、探求国人精神异化现象的先锋文学,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为规避意识形态的权力束缚,许多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刻意在五四新文学中寻求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合法性依据。这一传播策略的形成,显然得益于文学界在新时期初返归五四的启蒙呼声。     

论老舍的“天真”(上)

老舍的人格魅力、文学世界的流光溢彩和他对政治革命的理解参与以及主动终结生命的方式,都与他"天真"的性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天真"体现在人格中,表现为一种"软而硬的个性",并总是在关键时刻爆发出倔强的生命力度:表现在笔下,老舍以天真温厚的幽默格调殊异于以"恨"、"怒"为色调的文学主潮,向文坛奉献着爱与宽容;同时,这种"天真"也决定了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单纯理解,在冷眼讽寓与热情投入中承受着由此带来的规训与惩罚.     

当代底层写作“得”、“失”与发展趋向探析

"底层"和"底层文学"被当代社会学和文学关注并逐渐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底层形象阶级性批评缺失的局限。底层文学密切关注底层的生存境遇,折射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把一切被遮蔽的、社会底层带有脓血的伤疤勇敢地揭开,在揭示底层民众现代性生存苦难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关怀,呈现出文学丰富表现力、旺盛生命力和深厚人文关怀。底层文学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抽象演绎理念与审美意味缺失等问题。因此,及时有效地盘点底层写作中存在的"得"与"失",对于底层写作思潮,乃至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第三世界存在经验的审美传达都具有极为迫切而重要的意义。     

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一个以本质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文学谱系学为方法论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组织"与"分配",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构筑起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这个知识共同体却因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在建构文学史神话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迷思。     

新时期·新时期文学·改革题材文学

"新时期"概念最早见于中共中央"十一大"文件。"新时期文学"话语最先出自刘白羽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80年代末,新时期并未终结,新时期文学继续发展。"后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学"仅是一种说法,与实际相去甚远。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题材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与"文革"前"跟形势"、"写中心"的文学大相径庭。在文学创作日趋私人化、边缘化、商品化的情况下,改革题材文学呈现卓然不群的美学品格：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真实感、悲壮感,具有揭示矛盾。匡扶正气、寄托理想、提升灵魂的警策功能和鼓舞力量,其思想穿透力、艺术感染力、情感震撼力深获读者称赏与共鸣。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好方式是真诚地描写现在;为走向世界而写作的最佳途径是忠于自己的祖国。     

文本的张力与历史的合力——《班主任》编发过程的历史阐释

刘心武的《班主任》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轫点"。那么,短篇小说《班主任》进入《人民文学》编辑部后,是怎样获得编辑认同的?又是怎样获得掌握着小说刊发话语权的主编的认同与签发的?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班主任》最终得以问世并广为人知,这既缘于编辑与主编的认同,又缘于这一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它与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主潮及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密不可分。文本自身的张力与诸多的历史合力共同催生了这篇小说,也由此昭示出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并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试论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融合的价值及文学教育意义

西藏当代文学以其与众不同的区域文化为基调,汲取多方文学资源,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70多年来,西藏当代文学在题材、主题、视角、立场、风格、语言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独特性,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多种面向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构成,这不仅对西藏当代文学本身意义深远,对中国文学版图的重构和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西藏当代文学教程》在历史与文类的双重线索中展现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西藏当代文学的成就。教程结构清晰、通俗易懂,不仅为初学西藏当代文学者提供了便捷,更为西藏当代文学研究和传播开拓了途径,也为中国区域文学和多民族文学教育提供了范例。     

“新生”意味的现实跳转——以苏童长篇小说《河岸》《黄雀记》为中心

名作家苏童极擅长写短篇小说,但近年来他推出的长篇小说《河岸》和《黄雀记》,直面社会现实的人性现实,洞悉与书写时代生活之变,既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也淬炼了他的文学品性和精神品质,实现了他所寻求的文学思想与艺术创造的现实跳转,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越走越从容自信,越走越坚实宽广。苏童的这种具有"新生"意味的嬗变,不仅进一步提升了自身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人文价值,同时更拓展了当代文学烛照社会现实的精神空间,成为新世纪文学发展主潮中的形象缩影。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当代文学本质论观念嬗变的“人学”向度

当代文学理论观念变革呈现出多元探索发展的趋势,形成了多种倾向或理论思潮,其中之一是人本主义或"人学"思潮。当代文学本质论观念嬗变的"人学"向度,表现为着重从文学与人性、人生、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精神的视角,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的"人学"本质特性与价值功能,形成了诸如文学主体论、人生论、心灵情感论、精神自由论等多种理论观念。通过对这种理论观念嬗变的具体考察可知,这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实践创新发展和理论探索不断积累与沉淀的结果,它反映了当代文学实践中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强化的新现实,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条件下人们追求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要求,反映了文学理论自身逐渐突破既定理论观念束缚,实现自我解放和创新发展的新探索。它不仅为说明和解释文学现象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而且也能够以理论的力量反过来影响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促进现实的进一步变革发展。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浅析“知人论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积累至今可谓汗牛充栋,极其丰富。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家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以文学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论世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这篇文章仅以实例为证,简析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孙犁的编辑与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别一种贡献——兼及文学生产的内在规律

孙犁通过《文艺周刊》这一平台,以编辑的身份,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在对文学新人的认同、赞赏和批评中,参与到了文学新人的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新人还没有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前,孙犁的认同便带有了伯乐识马的特质,显示出了孙犁独具慧眼的审美判断力。孙犁通过编辑这种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他对新时期一批文学新人的培养、认同和提携,构成了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显示出了文学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     

“民国机制”下的女性文学研究

正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性别的维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始,有关文学与性别关系的研究,构成了当代学界一个广受瞩目的问题。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常彬的《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戴锦华的《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王绯的《空前之迹》等等学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鲁迅文学的发生

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思想发源地,清末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潮以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格的生成。尤其是章太炎以国粹为中心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想,秉持"自性"、"自心",致力于重建民族固有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形态,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立足于民族内部寻求文化复兴力量的思路。《民报》时期,在章氏富有生命质感的思想启发下,鲁迅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的理解、体验愈益成熟,他把主观精神作为西方文明之本,并由此走向中国文人传统的反面——民族内面生活。他文学中无所不在的复仇情绪虽然注入了现代西方的反抗精神,但更主要的是源自长久压抑在中国正统文化之下的不平之气,这就在文学样式下对《民报》时期反复申辩复仇正当性的章太炎作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呼应。     

也评“先锋文学”

先锋文学的出现,不仅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文学之艺术形式与技巧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充当了颠覆时代共名之急先锋,使文学进入了崭新的无名时代,从而也掀起了新时期个性化写作的高潮。同时,过分形式化追求也导致了整个文本之文义脱节、晦涩难懂,令读者遭遇完全"期待遇挫",从而有丧失文学活动四要素中读者这一重要环节之倾向。而这也正是"先锋文学"昙花一现之根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