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论,何为新中华民族主义、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内在价值诉求、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实现道路是其基本内容。这一思想的提出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精神的振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探索

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它不仅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而且反对一切外来民族压迫,力主恢复中国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中的国际地位,正确地回应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危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以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近代民主国家为目标,始终与近代民主主义相结合.贯穿着近代民主精神.孙中山在倡导民族主义的同时,把弘扬民族精神作为革命党人进行民族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从而把对于民族主义的倡导、民族精神的弘扬,建立在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惠及亚洲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论民国初年李大钊的唯民主义思想

<正> 唯民主义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思想(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之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精华。它继承并发展了辛亥革命前反传统思想的优秀成果,并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以其彻底的民主主义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一、唯民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李大钊的唯民主义思想认为,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把唯民主义思想看作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看作民主主义的灵魂和根本。这种思想所以在民国初年产生,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88页)是辛亥革命前反封建传统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

1922年李大钊参与倡导改良倾向的"好政府主义"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其中缘由,既与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和"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有关,同时,"二大"前中共内部思想不统一和缺乏纪律约束的组织状况又使得李大钊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     

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其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三民主义思想由旧到新的发展变化一样,其民族主义思想也有一个由旧到新的发展变化。一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由于其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逐步尖锐化,中国人民不断地起来进行反对外国资本侵略和国内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其首要任务就是“争取一般政治自由,尤其是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参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826、827页)作为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革     

龙与鸽子——中国的民族-国权主义与天主-基督宗教

分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与国权主义的关系后可以发现,仅仅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无法解释当代一些现象;而从先秦直至当代,国权主义观念已经渗入并主导了民族主义观念,其象征就是皇帝专用的"龙"这一符号.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一直按照政府要求宣传爱国主义,历史上也可与民族主义并存,但基督宗教的本质与国权主义的距离,正如鸽子与龙的距离一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和平象征的鸽子,更能代表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民族特征.     

文化民族主义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世纪交替时刻,中华民族以实现文化复兴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目标,民族主义以提高民族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要务,追求民族文化的自主发展与自由繁荣,因而具有较为鲜明的文化主义色彩.同时,随着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流动与民族混融成为普遍现象,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受到现实的多种制约,民族主义开始更多地关注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与同一性问题,这就削弱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强化了其文化功能.     

敦煌写本《百行章》孝道思想初探

敦煌写本《百行章》中的孝道思想传承着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精髓,它是中华民族无尚美好的重要品德。《百行章》运用孝道思想维护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完善统治阶级对社会的全面治理。《论语》《孟子》中孝道观念的阐述,进一步探究唐朝初期杜正伦所著《百行章》中的孝道思想。加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李大钊文艺思想初探

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文艺美学研究,李大钊为先驱者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李大钊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南,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什么是新文学》、《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对王国维、梁启超等的唯心,主义的文艺美学思想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指出:文学艺术,当然属于“精神的构造”范畴之内,必然随着“经济的构造”的变动而变     

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在创作上最早反映这一特点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理论方面,则是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这篇文章,主张新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应该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     

分化与交融:一战后中国思想界的演变——侧重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取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西方的分裂"以及西方文明弊端的暴露,导致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思想运动的分歧与思想家个体思想取向上的分裂。当时存在着诸多互为矛盾、互相反拨的思想倾向,如西方化与东方化、民主主义与"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等,这些思想倾向既对立交锋,也相互交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两种思想取向,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相交织的,民族主义具有世界视野,世界主义具有家国情怀。梁启超主张"世界主义的国家"、胡适提出"世界的国家主义"、蔡元培希望将"有利于国"与"有利于世界"相结合等世界主义思想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在欧战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也带有浓厚的世界主义色彩,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义学理的外部支持、挽救民族危机的开放路径、关注人类命运的救世胸怀。     

从民族意识之培养到民族国家之建立——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民族主义思考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对国人之民族意识善的考察入手的.他把民族意识的普遍缺乏视为国人思想上的最大缺陷,进而认定其为近代以来民族建国运动屡遭挫折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旨在通过国人的民族意识之培养,实现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张的有关思考及其构想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其民族国家的总体取向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其缺陷在于,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易向国家主义滑落.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挖掘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族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宣传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动力;他们以西方新型的政治文化观为思想武器,不懈地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他们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确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就在于确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身所固有的客观实在性亦即理论彻底性。其一,在生存体验的层面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源于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共同生活,它是对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哲学表征,因而它是通过中华各民族并且为了中华各民族而形成的精神财富,它能够唤起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记忆并获得中华各民族的真切认同。其二,在范畴规律的层面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规律性的意义上打破了资本逻辑对民族共同体的抽象束缚,超越了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抽象对立,确立了一种以社会性和共同性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族观,亦即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范式和解释框架。其三,在形上价值的层面上,作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当代中国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兼具历史性的特质与自然性的内涵,是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中介环节。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获得了“类意识”的社会意义,集中表征着作为类存在者的人的“类特性”。作为一种“意识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实性——规律性——价值性“三者一致”的基础上获...     

"东突"运动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产物

"东突"运动以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为基本框架,同时还融合了各种极端主义的思想元素."东突"问题在一开始出现之时就具有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倾向.文章旨在对"东突"运动的两大要害--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出分析.     

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理论

汉语"民族"一词是中国的本土词汇,是不具有国家和政治因素含义、主要基于文化差异来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有教无类、华夷一家"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即"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理论。这两种理论作为两种工具,被灵活应用于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情势。从总体历史来讲,仍然是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占据主导地位。     

当代世界民族主义论纲

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具有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它肇始于历史遗留民族问题的反弹、全球化的激荡、国内民族政策的失误、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涉、苏联解体的冲击和对于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曲解等诸多因素,并对当代国际政治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包括促进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挑战现存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原则、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世界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它使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呈现活跃态势、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民族文化价值观受到冲击、国家主权和内政受到干涉。我们对此采取的因应之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借鉴国外解决民族问题的有益经验、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稳妥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即理性的和正当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而不是极端的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前,世界民族主义出现了新动态: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呈现出分化走势,即极端民族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而求生存图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强化的态势;各民族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成为大势所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虽然有发展的苗头,但国际社会的反霸斗争也在加强;极端民族主义诉诸恐怖主义手段的抗争方式短期内不会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