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致命一跃”:康德对恩典学的改造及其意义辨析——兼论奥古斯丁与康德自由意志思想的张力

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提出"理性的致命一跃",表明在恩典和理性(自由)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这种张力还表现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等著作中。本文首先结合《宗教》对这一术语进行文本学的考察,澄清其哲学意义;然后,文章第二部分围绕康德哲学中绝对给予、绝对自发性、先验自由等概念,阐明它们与恩典学之间的隐秘性关联。文章第三部分首先突出了决断自由之于奥古斯丁自由观的核心地位,然后重点分析"决断"(Willkuer)概念对康德自由思想的特殊意义,最后指出奥古斯丁对康德自由观的间接性影响,重点强调了他们的根本差异。如果离开恩典与自由的张力这个视域,康德思想的丰富性(甚至奥秘性质)就难以理解。     

柏拉图哲学中关于"善"的存在论特征

古希腊的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是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特质,而这两种精神的统一与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分不开。因此,从柏拉图哲学中关于善之相问题的理解及其来源入手,通过对有关善之相界定问题的文本解读,以日喻的阐释为线索,分析柏拉图关于善之相论述中所拥有的理性与信仰的重叠性内涵,揭示直观认识与逻格斯认识所蕴含的意义,有利于从一种新的视角深入理解西方精神中理性和信仰的统一。     

现代性最高的主观原则及其两条思想出路——以康德哲学的基础问题为分析起点

现代性确证自身的标志是现代道德个体的自我确立,个体道德上的善与生活总体的至善的断裂是现代性或现代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意图通过对良知这一最高的主观性的分析引入现代性之最终客观根据的理性自身,但这个回答可能面临着深度的虚无(主义)困境,同时,良知也可能沦为恶之绝对的开端。由于深刻地看到良知背后隐藏着的双重问题,黑格尔给出一条理性或真理自身思辨的道路,主观性的良知与抽象的善原则作为环节被纳入伦理整体或真理自身运行的道路中。在理性得到黑格尔式的绝对确证之后,克尔凯郭尔在接纳现代意识的情况下重新激活了信仰这一绝对的主观性,良知作为生存现实的起点与伦理作为生存现实整体被共同纳入信仰与罪这一生存辩证的道路之中。至此,不仅康德意义上的现代性困境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其自身的真理性也在理性的思辨和信仰的辩证道路中得到更加深入的阐释。现代性的绝对深度展示在个体之最高主观性与真理之自身运行、个体之绝对主观性与真理之临在的绝对张力之间;如何进一步在思想上深入阐释这一张力,在现实生存中落实真理意识,于思想界和现代生活而言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使命。     

从理性拯救到信仰救赎:斯多葛主义伦理学之于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理论形态的塑造深受斯多葛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世界城邦、顺应自然作为斯多葛主义伦理学的核心理念启发了基督教"天国生活"、"信奉上帝"诸多信条的阐释模式。主体如何才能获得拯救,这是二者共同的现实关注。理性的自足与上帝的恩典分别是斯多葛主义与基督教为人们提出的两种解决思路。表面上二者都显得极为消极,但斯多葛主义强调主体与万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转化为伦理关系,这一现实活动本身就是成就"主体"。这种以人为本的理性立场是迥异于以神为本的信仰立场的。辨析基督教思想中的异质文化,对于思考"非基督教文化"的伦理学说如何面对现世问题、应对现代性带来的挑战有着深远意义。     

“自然理性”与“神学恩典”:奥古斯丁意志哲学的两个向度

奥古斯丁意志哲学的出场导源于他对摩尼教"恶的来源"问题的辩驳,它是奥古斯丁基督教(道德)哲学体系的理论前提。自由意志理论包含着两个向度:一是自然理性向度,二是神学恩典向度。神学恩典向度是自由意志理论的建构前提。在《论自由意志》文本中,奥古斯丁由于着力解决"恶的来源"问题而忽略了对神学恩典的细致阐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神学恩典向度的存在,恰恰相反,自由意志理论的建构正是基于神学恩典向度。为了纠正其在《论自由意志》文本中对神学恩典向度的忽略,在《恩典与自由》中,奥古斯丁理论上将神学恩典从"隐"之状态中凸显出来,并彻底与贝拉基派划清界限。从《论自由意志》到《恩典与自由》,奥古斯丁自由意志理论神学恩典向度具有前后一贯性。     

青年大学生道德信仰生成基本指向探析

道德信仰生成关系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认同、思维取向、信念追求和道德水平。当今社会转型期,青年大学生在面对道德信仰选择时,应以"幸福、至善、自由、和谐"为指向,保持自利与互利、底线与高蹈、个人与集体、德性与规范之间的适度张力,以精神之我超越物质之我、社会之我超越个人之我、应然之我超越实然之我、理性之我超越感性之我,才能使自己心有所系、身有所适、魂有所归。     

论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宗教观

白璧德主张把心理洞察作为出发点,提出了"更高意志"的学说以替代所谓的"上帝的恩典"以强调"内在工作"的重要性,试图建立涵摄世界各大宗教精神的"新的统一"以建立生活世界的信仰。在此,白璧德借鉴了东方的"道路"思想以缓和西方理性与信仰的紧张关系,使神圣不离世俗。白璧德在"上帝死了"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给西方人根植一种新的信仰,用意不在宗教的"冥思",而在现实的"调和",以矫正西方现代转型、特别是美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文明问题。     

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与融合：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及其启示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处理集中表现了他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克尔凯郭尔一方面批判理性对信仰的僭越和冒犯,认为信仰的悖论是一种为个体内在激情所保证的真理;另一方面则从哲学激情与信仰激情的差别和联系中找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与汇通之路。克尔凯郭尔以信仰统合理性批判了黑格尔将信仰理性化的思路,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在理性思辨至上、忽略个体生存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克尔凯郭尔从内在激情视角对理性和信仰的统合对于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反抗忽略现实生存的抽象思辨具有重要的启示。由于他主要是通过个体内在激情的迸发来实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因而与黑格尔一样陷入唯心主义,从而未能找到理性与信仰得以统一的现实基石。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下进行批判性汲取。     

王夫之对“户异其说”思想的颠覆与辨正

王夫之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且"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王夫之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他颠覆了以往人性学说的独断论思想,并从形而上层面阐释了人性缘何为善的问题,使学界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康德哲学与美学的生态人本主义思想

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看,康德哲学与美学的主体性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生态人本主义思想,与近代以来工具理性所强调的功利主体性及所表现的功利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康德哲学与美学立足于目的论,通过实践理性的道德自律,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自由和谐关系,从而表明了人是自然的终极目的.     

理性与信仰：克尔凯郭尔神学悖论的启示和意义

在西方神哲学史上 ,克尔凯郭尔是对悖论进行生存论探究的第一人。他认为 ,基督教是关乎生存的宗教。基督教植根于悖论。对基督教而言 ,悖论是一个应张扬和加强的优势 ,而不是一个应遮蔽和减弱的缺陷。本文剖析和梳理了克氏著作中的若干悖论 ,并认为 ,他的悖论的主旨在于揭示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信仰高于或超于理性。理性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界限 ,“为信仰留下地盘” ,从而确保基督教的“超越性”和“生存性”。克氏从唯信论生存论的角度对悖论以及理性和信仰关系所作的思考 ,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对之深入研究。     

绝对者何以作为实存者?——从后期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来看

自中世纪直到近代,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关注的焦点,黑格尔通过概念的辩证运动展现两者的同一性,但这样一来就把概念等同于上帝本身。谢林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指出这种最完满的观念论缺乏实存,最终将绝对者理解为纯粹的行动者,并以此开启他的肯定哲学。谢林的思想为反思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     

晚期中世纪哲学的逻辑学转向及其理论意义

在西方中世纪哲学的后期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朝向逻辑学转向的理论思潮。虽说这种转向在消解理性与信仰认知关联性的同时,摧毁了传统经院哲学的理论整体感,改变了中世纪哲学的进程,然而,中世纪后期对逻辑学的重视,把它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哲学进行研究,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历史事件,它是长期以来理性与信仰之间张力关系的结果,是理性被限定为逻辑作为表达神学(信仰)工具之后的演变与发展。或者说,认知的工具性地位为逻辑在特定时代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当理性与信仰的联姻或平衡被打破,它在这种联姻中所获得的理论成就就会为它挣得一份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它由此拥有的合理性也会演变成为一种独立意义。从历史的意义上,中世纪哲学从基督宗教哲学中演变出来的直接的或最早的哲学遗产是逻辑。或许,在现实可能性上,只能是逻辑。     

理性信仰的精神家园之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上帝思想及其现代伦理价值

在学界熟知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认识能力的考察中,他的上帝思想却透露出一种特殊方式的伦理表达,并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现代伦理价值。他在全书的中心即先验辩证论的论述中,为了把握最高的统一整体而引出灵魂、世界、上帝。他关于上帝表述的含义:上帝是一种本体、无限、物自体;是一种产生于理性、不可避免的最高层次的先验幻相;是一种理性的理念;也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理想。他理论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神,旨在提升人而贬抑神。康德上帝思想的现代伦理价值:充满一种折射着价值理性之光的伦理精神;深含着一种构筑精神家园之盼的道德信仰;蕴涵着一种实现人类至善之梦的真善美情怀。它从特殊的视角审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并且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缺口,进而追求主体精神与道德人格的完美统一。这对于急功近利于工业文明、锱铢必较于商业社会的抑郁而疲惫的"现代人"而言,不啻为一种脱胎换骨的期盼和洗心革面的警醒。     

在“积极隐士”与“伦理相对主义者”之间——梭罗政治思想内在张力评析

梭罗的思想中存在着良知的内向反思和行动的外向抗争以及消极的不服从和积极的抵抗之间的双重张力。通过检视梭罗政治思想中基于良心、直觉和个人概念之上的宗教、哲学和生活这三个观念维度,不仅可以化解这一张力,而且解答了梭罗作为"伦理相对主义的积极隐士"的理论疑义。同时,梭罗阐释的良心、直觉和个人也在对于国家的不服从和抵抗的张力状态下展示了其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     

洛克观念论与其常识信念的冲突及其解决

洛克建立在表象论基础上的经验主义观念论与他的常识信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表现了他哲学中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冲突。但具有务实精神的他宁愿牺牲其理论的逻辑性 ,放弃将追求知识的确实性作为其惟一的目的 ,本着理论服务于现实的原则 ,通过以概然性补充知识的不足和划定理性与信仰的界限这两条途经 ,以允许矛盾存在的方式 ,在他的观念论与常识信念之间求得平衡。他的这一态度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处理好理论逻辑与常识信念之间的关系问题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启蒙、道德与文学--一种可能的解释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形式与原则:道德形而上主义论争的两个焦点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对启蒙与道德的误读及歪曲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与其政治实践

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柏拉图曾对政治与哲学的张力有所阐释,但是在学界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两方面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柏拉图在理论上对政治与哲学进行了严格划分,他的"政治-哲学"观中就已经阐释了二者的张力;其次,柏拉图又通过走入洞穴试图消解二者的张力,实现哲学王的理想,但是就他自身的政治实践而言,他的政治哲学与其政治实践之间又存在张力,他并没有实现这种张力的消解。总体来说,柏拉图对待政治与哲学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这种复杂态度直接影响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