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及不同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外资利用四个层面分析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因素,最后得出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湖北和江西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先增后减再增的"N型"特征,湖南则呈"正U型"特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人口密度、科技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因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污染均存在一定的影响,且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新的增长极——《第四增长极: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评介

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城市群率先崛起;90年代,长三角城市群乘势而上;本世纪头10年,京津冀都市圈风生水起.这三大城市群成为公认的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下一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在哪里?学术界在探讨,决策部门在关注,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群在竞相争取.恰逢其时,我国知名的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专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研究员的新著《第四增长极: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正式出版了.该书共14章,近30万字,深刻论证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的必然性和其成为"第四极"的条件,系统阐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全景,并从空间结构优化、产业合作、核心城市发展、生态文明等角度揭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路径.该书立意高远、资料详实、内容丰富、逻辑性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的进程与路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其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美俄博弈、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等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江中游城市群不能走现有城市群发展的老路,其路径必须具备自己的特色,应该创新先行、智慧驱动,成为我国跨界合作开放发展先行区,社会主义城镇化示范区,世界智慧经济增长极.为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必须迅速克服其当前外向型经济水平低、全球分工参与不足、武汉的长江流域中心功能与地位被人为弱化等问题.分三步走,创建跨界协同发展基金,打造武汉国家创新中心城市,打造长沙和南昌国家级智慧城市,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水陆空铁三角,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自贸区,推进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中心城市国际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的重要保障.     

长江中游城市群低碳发展的实践指向

处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三个城市群同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绿色发展的先行试验区,具有低碳绿色发展的共同需求。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低碳"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又具有区域合作的迫切性,需要加强区域低碳合作提升竞争力。同时,长江中游城市群内三个"小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似,没有明显的梯度性,属于互补型的共赢合作,应重点在制度、产业、技术、交通、生活消费等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     

打造中国的“兰斯塔德”

"兰斯塔德"是荷兰西部由多个城市组成的环状城市群,在我国长江中游地区,以汉长昌(即武汉—长沙—南昌)环状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依托也正在形成城镇密集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覆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含了汉长昌环线以及邻近的若干城市,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9000万。我国长江中游城市群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空间结构上与兰斯塔德城市群有一定相似性,即城市群中心并非单一核心,武汉、长沙、南昌都是中心城市;围绕着三个中心城市,周边分布了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伴随城际铁路等交通通道的不断改善,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将进一步缩短。借鉴兰斯塔德及"绿心"的发展经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长江论坛会议综述

在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长江论坛”2015年4月8日在武汉东湖宾馆成功举办.在论坛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会上,与会专家和领导就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大意义、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发展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物流—经济网络及其空间组织战略

本文基于运输成本和网络分析方法,重点探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物流-经济网络及其空间组织战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城市交通物流竞争力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是第一层级,和长沙市和南昌市相比,武汉市遥遥领先;湘鄂赣三省都已初步形成大致均匀和相对紧密的运输成本空间格局,长株潭城市群更加均匀分布,交通物流联系网络较为密集。武汉的交通物流枢纽地位十分突出,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一枝独秀",是长江中游地区交通物流-经济网络发展的"龙头";目前,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频繁和密切,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一些城市有"被边缘化"的趋势;环鄱阳湖城市群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的地位有待提高,需要积极主动融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构建,加强中心城市增长极功能的培育。     

基于城市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作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城市流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小和相对经济地位的高低。基于城市流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群内34个城市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发育初步阶段,整体城市流强度不强,经济实力较弱;武汉居于群内城市等级体系的最高层次,长沙,合肥,南昌为区域内次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的城市流规模较小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研究提出需要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强化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政府合作推动下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长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市群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一体化区域扩容呈现加速态势,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评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科学问题。为此,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0—2017年城市尺度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政府合作推动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分析一体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具有较强稳健性。多角度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城市规模越大,促进效应越大,融入一体化时间越长,促进效应越强,不同批次之间效应的下降态势,以及区域之间浙江>安徽>江苏的效应差异。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能力提升是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但空间溢出效应“距离衰减”、产业关联“核心—边缘”格局是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这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助力城市群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城市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作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城市流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小和相对经济地位的高低。基于城市流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群内34个城市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发育初步阶段,整体城市流强度不强,经济实力较弱;武汉居于群内城市等级体系的最高层次,长沙,合肥,南昌为区域内次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的城市流规模较小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研究提出需要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强化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分析

文章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空间网络结构和绿色发展绩效,识别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外向关联度显著提升了绿色发展绩效,而内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并存。异质性分析显示,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回归结果与基准保持一致,而成渝城市群两类关联度均提升了绿色发展绩效;2014年以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而外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变大。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影响绿色发展绩效的重要机制。     

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腹地经济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需要和工业化后期的战略意图相结合,需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相结合。本文利用1991-2010年数据,对比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通过构建模型,对消费、投资、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等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旨在为认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和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长江中游地区市场整合测度——基于湘鄂赣皖四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皖四省计划共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通过价格法对湘鄂赣皖四省1995—2012年九大类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市场整合程度的测度,用市场整合程度分析和评价四省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研究表明:四省总体市场整合程度不断增强,湘鄂两省市场有分割趋势;四省省际市场整合平均程度从高到底排名依次为安徽-江西、安徽-湖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湖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市场整合程度均高于其他三省省际间市场整合程度;市场整合度表明四省区域经济一体化总体水平提高,其中安徽最好。因此,为进一步推进长江中游地区经济一体化,需要四省构建以政府联动发展为基础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市场分割因素,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充分发挥安徽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与"长三角"的桥梁纽带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激发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赋能效果,已成为中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具体效应及中介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其作用机制包括人力资本机制和技术溢出机制。（2）相对于成渝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更显著。（3）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对周边城市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对推动中国制造业高水平“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论坛综述

2012年2月10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三省会商会议"在武汉召开,三省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贯彻落实三省会商会议精神,推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加快建设,鄂湘赣三省经协主管部门和三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并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承办的"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轨迹及特征研究

绿色发展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文章以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2010—2020年的绿色发展效率,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揭示其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呈先降后升的浅"V"型趋势,分地区看,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2)核密度曲线由左侧"单峰"分布逐渐转向"M"型双峰分布,高低值各自聚集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显现;(3)绿色发展效率重心逐渐向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迁移,经度变化范围大于纬度变化范围,波动范围随时间迁移均愈发扩大,东西区域不平衡性较为突出。鉴于此,文章提出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发展、畅通区域之间协调联动、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等政策建议,以助推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绿色发展转型。     

携手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

当前,中国的区域竞争正在由个体竞争走向群体竞争。在这种群体竞争的新时代,城市群正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导地区,成为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整合资源和产业链,强化分工合作和一体化,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并以此为载体推动形成长江中游经济区,使之成为世界规模级的人口、城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密集带,成为引领和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对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环境保护税政策能否助推经济增长?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共赢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及现代治理的路径安排。文章以财政收入工具为依托,选取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市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保护税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经济增长目标,显著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科技创新投入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劳动需求增加是环境保护税推动经济增长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动力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能有效抑制污染物排放,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有机融合。本研究启示在于：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税税法体系的构建、推进绿色技术战略支撑、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劳动供给的不断优化,对于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然契约、生态经济系统与城市群协调发展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对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运用系统演化论改造的EKC曲线从外部整体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综合水平的数量关系;运用嵌入自然契约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从内部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研究框架构建两大系统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成渝城市群为例取2011-2014年数据均值作为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成渝城市群生态经济水平契合系统演化序列;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实力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成渝城市群区域耦合协调整体偏弱,协调发展水平不平衡,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双核”结构,形成等级板块空间格局。据此,提出以下建议：城市发展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渝城市群应根据生态承载功能实现产业错位发展,通过区域互联互通、联防联控构建生态、交通、科技、市场等一体化区域,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群。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以山东为例

在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阶段,深层次探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意义重大。本文选取山东为研究对象,以"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为研究基础,多角度、多层次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因污染物类型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呈"先改善后恶化再改善"的过程;而二氧化硫及工业粉尘的排放与人均GDP间呈现N型曲线关系,表现为"先恶化后改善再恶化"的特征,二者间的差异体现为拐点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