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在朝华商的保护与管理

袁世凯在任职驻朝商务委员期间,为在朝华商争取到一系列相对优厚的政策,促进了华商经济的成长、壮大;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对华商的保护与管理,保证了华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商区域上,华商实现了由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的延伸;在经营品种上,华商由传统的生活用品,发展到金砂、牛皮等贵重物品;在运输手段上,完成了由原始的肩挑手提到近代化的机器轮船的跨越;在组织方式上,华商不再是锱铢必较、独来独往的商人,而是与中朝官府密切合作的商帮,涌现出了以"韩国首富"广东巨商谭以时为代表的一批华商巨贾;在国际地位上,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打破了日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成为与日商并驾齐驱的两大外商之一,大有弯道超越的趋势。华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朝鲜的民生,部分地左右了朝鲜的国计,有力地配合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晚清中朝商路历史性变迁原因及其影响(1882—1894)

1882—1894年间,中朝之间的商路出现历史性变迁,陆路商路明显衰落,稳定的海上商路形成并拓展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中朝商路变迁与封贡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封贡体制是影响清代中朝商路变迁的根本性因素,而商路的发展变化也最终成为封贡体制消亡的助推力量。中朝间稳定的海上商路的形成与拓展促进了中朝乃至东亚贸易的繁荣,也改变了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即中、日两国的对朝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日本在对朝贸易中最终取代传统的中朝贸易而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参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竞争。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审理研究(1840-1895)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的审理既有对清代前中期的继承,又有新变化。其继承体现为光绪八年前中朝双方在涉及交涉案件以及宗属权限划分问题时,仍沿袭清代中前期做法,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名义上享有最高审判权,实际上却将不少权力让渡给朝鲜。其变化体现为光绪八年后中方为强化宗主权,不仅强化了交涉案件的审理权,而且还强调了宗主国对属国的司法管理权。它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在具体司法权限划分上出现了宗主国享有更多权利,属国权力非常有限现象。这一变化伴随着中朝宗属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该关系彻底瓦解,从而使这一司法运作模式被近代国家间的司法运作模式取代。     

东亚视域下的中朝海域问题(两篇)

正主持人语: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广阔陆地的国家,而且事实上还是一个海洋大国。回到历史的层面上,如果把目光聚焦到海洋的因素上,会发现很多以往被忽略但却很有价值的问题。在渺茫的大海上,海难惯有发生。中国和朝鲜濒临黄海,时常有两国的渔民或商船因遭遇风暴而漂流到对方海滨地区的事件发生。因此,救助海难漂流民成为中朝两国海事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通常而言,发现海难漂流民以后,当地政府一般要对海难人员进行照顾、笔录,登记船     

中朝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朝边境地带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边境地区从昔日的“边陲末梢”发展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成为各种安全问题汇聚交织的复杂区域和敏感地带,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我国边境治理中不可忽略的主要安全问题。作为与周边国家接壤的特殊空间,边境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加强边境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对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义重大。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华思想”是近世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学说,其萌生和发展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但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往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疏于讨论。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批判和改造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从发生论、实践论、目的论三个层面,为日本独占“中华”名号及其对外扩张的所谓“正义性”建构理论基础。当近代日本遭遇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时,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日本思想、政治、军事界“重新发现”,成为激发和建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近代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与山鹿素行所谓“中华之武威”关系密切。     

20世纪初日本的东北亚商贸调查研究——以《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为中心

20世纪初,为争夺“满鲜”殖民权,日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为给日俄战争及战后的经济扩张做情报储备,日本军政官民对东北亚地区进行了各种调查活动。1903年5月到8月,日本函馆商业会议所接受农商务省的委托,前往中国及朝鲜半岛做商贸调查,并据此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报告书表达了日商对殖民“满洲”的希冀,其提出的增开新航线、扶持海外日商、经营大连取代营口等建议,对日本制定日俄战后东北亚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学问吟咏之间——《文字同盟》与中日学术交流(1927—1931)

《文字同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北京创办的学术文化刊物,其中保存了大量民国学术的可靠史料,对于研究现代学术史尤其是中日学术交流,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而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研究。本文拟以其与中日学术交流为主要着眼点,探讨该刊的办刊宗旨,分析其学术宗尚,考述该刊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价值。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下)——以《达化斋日记》为中心

研究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弄清《达化斋日记》中所涉及的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从他对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的关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西方相关思想的冲突、共鸣与融合等相关情况和线索,可以看出杨昌济是力图将传统的儒学思想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形态的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他视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英美在华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描摹(1921—1938)——以《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为中心

1921年至1938年《新华日报》面世前,在未与中国共产党自我主张深入认识的情况下,在华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依据各自立场构建中共形象,描摹共产党行为。大革命期间,两报迷惑于“布尔什维克”所指,混淆国共两党。大革命失败后,扎根农村的红军成为外报重点关注对象,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被描述成“罗宾汉”式的神秘救世主。抗战爆发后,外报又逐渐呈现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有序、敢于担当的政党如何崛起。尽管英美在华报刊以他者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部分事实,但归根结底主张的是西方的理念与价值观。相关报道也曾受到国民党宣传干预,因此应对其中所含评价与材料持有审慎的态度。     

咸丰七年藏军营制变革研究——以《整饬藏军营制章程六条》的提出、颁行和基本废止为中心

藏军营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藏军的发展和西藏地方的稳定,因此在清代西藏地方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咸丰五年廓尔喀第三次侵藏战争的爆发及之后《中尼条约》的签订暴露出西藏地方军备废弛的客观局面,驻藏办事大臣赫特贺面对这一形势于咸丰七年提出了《整饬藏军营制章程六条》这一变革藏军营制的方案。《整饬藏军营制章程六条》是咸丰年间在治藏政策上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这一整饬主张最终却被基本废止,其废止表明清代后期西藏地方局面之复杂性和咸丰年间在治藏政策上的不稳定性。     

民初的法律广告与法律文化(1912-1926)——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申报>刊登的民国初期的三类法律广告进行分析可知,尽管律师的形象受到传统文化中讼师形象的负面影响,但是律师广告却体现了律师对自身形象的积极塑造.法律书籍广告不仅起到了宣传法律的作用,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紧密,体现了民众期盼法律救国、国家富强的心态.法政学校的招生广告反映了民众对法律职业态度的转变与当时学习法律的热潮.经由广告这一视角可见,民国初期的法律文化虽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却在社会环境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异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纪录片故事化手法尺度研究——以《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为例

《舌尖上的中国》作为一档美食类纪录片,播出后获得空前的成功。故事化手法是其成功的要素,也是中国纪录片在市场化进程中主要依仗的艺术手段。然而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播出,赞美中有了批评其过度故事化的声音。通过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分析,说明其通过解说词、采访、音乐等因素成功实现了纪录片故事化,同时也以故事化失败的典型案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人物与食物的关系、故事与食物的关系以及真实性说明其失度之处。     

如何在中间地带重思中国研究?——以欧文·拉铁摩尔旅英期间的活动为中心(1963—1970)

在研究中外史学交流时,不能忽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域外中国研究的转型。欧文·拉铁摩尔这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美国学者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若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视角回顾拉铁摩尔的活动,有望突破史学史研究专注于史著文本,以及侧重某一流派和史观所可能带来的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史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并非进一步将史学史限制为史学思想史,而是吸纳思想史研究的特长,即关注广义上的文本、超越具体事件和打破国别的限制。因此,利用演讲稿和传记作为史料讨论拉铁摩尔缘何在1963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此举又如何与他的史观呼应,则不仅能充实现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也能呈现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书写能更好地与其他领域对话的史学史,更为充分地展现史家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