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日本、香港、台湾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90篇。与会学者对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古史辨派”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之学根植于清人崔述、姚际恒等人的经学考辨,导致了顾对经传的最初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化论学说,直接推动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     

试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

顾颉刚"层累说"不仅带给中国古史学"革命性"的转化,而且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史学观念、治学态度和理念、治史方法和取向等诸多层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这套理论曾震惊一时,后来又转归沉寂,其原因值得探索。本文拟对这套理论的产生、成就和局限作出分析,以求能正确理解这套“层累造史” 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

即使进入电子时代,任何一种汉字输入法,都会轻巧地将“尧舜”作为词汇键击在屏幕上,显示出这一相沿数千年的传说对于汉语文化的坚韧附着力。尧舜事迹曾经作为历史,描画出一个人伦和顺、政治清明的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社会的起点标志。然而,二十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中,以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为代表的理论,却使这一上古史的时段走出经学的牢笼,证明其作为一个历史的传说之真面。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

<正>编者按: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界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主题多样丰富,令人眼界大开。《齐鲁学刊》编辑部也邀请相关学者于是年10月12日举办了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专题的论坛研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引起的震荡和回响。1923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同向旧经史系统为核     

深入浅出 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

深入浅出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李正中由史学大师顾颉刚教授口述、教育家何启君先生整理的《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增订本）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顾老于１９６５年冬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北京香山疗养院期间，为同住在疗养院...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古史辨》派

<正> 古史辨派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以“疑古”为旗帜的当代著名史学流派。这一学派顺应“五四”以来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在继承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上古史研究中的史料、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清理,推倒了传统观念中“三皇五帝”之类的偶象崇拜,极大地动摇了儒家圣经贤传的统治地位,为我国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浅析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障壁,填平雅俗鸿沟,辨析史料一史书,区分其真伪,勘定其价值,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疑古"派不是天外来客,其学术理路自有长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它高扬批判精神的大旗,打倒偶像,是中国史学"辨伪"传统与"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疑古"派自认古史的"建设"不是创造,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破坏"只等于扫除尘障.破坏与建设是一事的两面."疑古"派超越古代辨伪传统,直接从丰厚的民俗文化中获得鲜活的资料、分析的逻辑和思维的灵感.就"疑古"派的"故事眼光"与"民俗视角"而论,它之所"疑",直指"学者们编定的古史"."疑古"派在史料学层面的"辨伪",价值判断标准并非一味破坏、打倒,其精髓正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疑古"派的具体研究成果或被超越,但其学术理路却与名山事业一道永存.     

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顾颉刚先生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中西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此说的思想渊源比较广泛,所论问题也与今古文经学上的"公案"有关,受胡适的影响较深。仔细分析顾先生的"层累说",其特别之处在于根据《诗经》中的史诗来分析古史,以禹为"截断众流"的关键点,而不采信传统的《尚书》等文献;其目的则是要从文献出发,构建系统的东周以来的信史。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公盨铭文、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可以发现顾先生的"层累说"中的许多观点存在问题;他对于《诗经》中所提及的禹之分析,也存在史料选择和解释上的疑问,故其"层累说"恐难成立。不过顾先生探索中国系统信史起点的这种学术自觉,仍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论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及其形成的时代因素

顾颉刚疑古思想以“层累说”为核心观点 ,其形成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 ,这些时代因素主要包括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和科学观念 ;进化的历史观念 ;“历史演进方法”等。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

早在整理国故运动之初,顾颉刚便有作"中国文明史"的意愿,随着古史辨运动的深入,到1930年代通史编纂成为其重要的学术情结。在抗战中,偏居西南的顾颉刚围绕鼓吹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智识、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学术理念,力图组建写作通史的团队,创作通俗化通史与学术化通史。为实现这一理想,顾颉刚在学、政、商三界多方设法,苦心经营。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都限制了其庞大通史计划的进行,以致最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