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感与西方公共史学

正若以1978年创办的刊物《公共历史学家》(ThePublicHis torian)与1980年成立的全国公共历史学会(NationalCouncilon PublicHistory)为标志,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公共史学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门学科,公共史学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全美近百所高校设置了公共史学的学位课程,一批学生(甚至包括少数中国留学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公共史学并未赢得专业历史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美国国务院首席历史学家戴维·特拉斯克抱怨说,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吴玉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     

论中国史学的起源

一、问题的提出梁启超曾经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发达。”①的确，中国史学，尤其是古代史学极其发达，那层出不穷的历史学家，灿若星河的史学著作，种类繁多的史书体裁，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都是世界其他各国所不可企及的。那么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究竟起源于何时，遂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解决，无论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抑或对把握中国史学发展演变的规律都多有神益。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生的史学课题。说名古老，是因为早在汉…     

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     

科学的史学观:历史学家的统帅与灵魂——有感于戚其章先生新著《晚清史治要》

科学的史学观,是历史学家的统帅与灵魂。戚其章近著《晚清史治要》继承、弘扬知古鉴今的历史价值观;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坚持突破与创新的科研主旨,展现出史学研究工作的应有价值。     

史学发展与社会进步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常有一种误解，即认为历史学只是关于过往社会的知识，同现实社会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以至于忽视史学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应当坦率地说，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仅从史学发展来看，尤其是从社会、国家、民族的进步与前途来看，凡有此种误解的朋友，都应该走出这个认识上的误区。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不重视史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光荣。这句话，讲得深刻，分量很重。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史学与社会这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对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是十分必要的。史学…     

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

史学是一种以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学家应当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过去的人作为具有生命和情感的人看待,避免将史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过去的人及其生活,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历史的“过去性”,不宜按照现在的要求或用现在的标准来讨论过去,而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努力将前人的言行置于具体“情境”来理解。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既不能成为历史中任何一方,也不必充当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保持中性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慎重审查自己用以观照史实的各种资源,以减少形形色色的偏私对史学求真旨趣的妨害。最后,历史学家还要对自己的民族情感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别史问题。     

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

史学是一种以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学家应当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过去的人作为具有生命和情感的人看待,避免将史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过去的人及其生活,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历史的"过去性",不宜按照现在的要求或用现在的标准来讨论过去,而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努力将前人的言行置于具体"情境"来理解.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既不能成为历史中任何一方,也不必充当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保持中性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慎重审查自己用以观照史实的各种资源,以减少形形色色的偏私对史学求真旨趣的妨害.最后,历史学家还要对自己的民族情感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别史问题.     

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

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马雪萍陕西师大历史系如何处理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认识论中的一大课题，也是至今仍困扰着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历史学家在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总要追本溯源，以从史学遗产中得到启示。史学发...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是中华民族“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北方民族“史学”在其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不同于中原汉族“史学”的民族特色。 一、不平衡性与渐进性 从先秦至清末,先后活跃在中国北方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计有四十几个。但是,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史学”。除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维吾尔等少数几个民族有“史学”外,其余大都未见形成他们自己     

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

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压力，重新认识中国，关注中国社会的走向，是２０世纪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学是从整体上反省和检讨中国全部历史，探索中国发展前途的现代思想运动的一部分。史学前贤个性迥异的学术创造，表明同出于对中国现代命运的忧患，历史学家的应答呈现出多元选择的复杂格局。２０世纪史学正是源于这种多元的内在紧张，才显得特别耐人寻味。一旦这种紧张因外在或内在的原因消失，史学也就会失去它的光彩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史学变革过程中 ,民族史学研究决然不可忽视。梁启超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深为人知 ,其史学之核心实为民族史学。     

论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

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是其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历史、历史记载的区分和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功用及历史学家的素质等的论述,有助于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建设。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进步的,历史学能使人们明白过去、把握现在、预测将来,人们应批判地继承手富的史学遗产。何炳松史学理论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其对陈旧的封建史学起过冲击作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

本文以柯文的三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为主 ,试图从历史本体论、“理论框架”、历史学家的作用及“局外性”等几方面简要探讨柯文的史学思想。柯文的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三部著作便分别代表了其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柯文最初较多地接受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但到后来其著作中更多的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不可认知的 ,过去发生的历史虽然存在 ,但它已很难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作为撰述的历史根本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柯文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终极目标 ,他极力反对历史研究中总括一切的历史框架 ,认为理论框架是一种“必需的坏事” ,无之固然不可 ,有之势必遭殃。柯文强调历史学家的主动作用 ,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种种局限却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史” ,只能提供“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柯文对于历史学家“局外性”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强调其负面作用走向肯定其优点。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

重视史学是李达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李达认为史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他说：“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①。虽然李达主要不是历史学家,但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     

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

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田昌五一历史学是在历史学家的作坊里完成的，但历史学家的创作场景并不在历史学家的作坊里，而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包罗万象，就看历史学家如何取景进行创作了。历史学有不同的范型，不同范型的历史学首先是由历史学家如何取...     

从德国范式看公众史学争议的起因、进程与影响

公众史学争议是围绕在公众史学的内容、表现或影响方面且具有公共性的史学争议。20世纪德国重大公众史学争议的历史表明:它往往牵涉到重大的历史认知问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它常常借助公共媒体,直接而迅速地引发一场从感性到理性的舆论交锋;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发展风向标,拥有着不可小觑的政治影响力。正因如此,认识与分析公众史学争议的起因、进程和影响,应该成为公众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