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进化论时间观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主要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但长期以来 ,在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 ,进化论时间观利用人们“趋时附新”的心理追求 ,对现代转型进行了多种阶段性命名 ,如阶级革命、文化革命、整风运动、大跃进 ,造成了“转型”意义的搁浅。其实 ,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与文学本体的确立是一个互证互动的过程 ,一方面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 ;另一方面文学本体观的深化又加快了现代文学的转型进程。     

茅盾前期文学批评观的转型与作家论的视角

本文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作家论的代表性批评家茅盾的前期文学批评观的发展和转型,以及这种发展和转型对于建立他的文学批评本体观念的作用,进而研究了茅盾批评本体论在作家论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史论”的笔法;“史论”笔法奠定了茅盾作家论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评价尺度,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了一定的地位。     

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文学的转型

中国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一方面与“五四”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这些变迁为文学观的转换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与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精神联系,它强调了人的自由与平等,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人文理想与审美旨趣。但我以为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原因,即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它加入到当时中国各种文化思想撞击、整合的漩流中,加速了近代“政治文学”观向现代“人的文学”观的转变。     

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看取日本文学的,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接受者反传统的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使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文学根基;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接受中自我意识不足,最终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文学的某些错误。     

论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基础上的。1980年代初,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取得了主导地位。两者的矛盾导致述史过程中的许多分歧,但这种分歧是在认同革命的合法性基础上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歧,还没有重大到要瓦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依存的基础,两者在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本质区别方面,依然具有共识。但是在后革命的时代,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从而使建立在文学革命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许多原来被排斥的旧派小说、通俗文学、古典诗词正在纷纷要求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陷于意义混乱和学科膨胀的解体危险中。这种危机背后,其实是消费主义的文学史观正在取得话语的权力。但是这种文学史观承担不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崇高使命。能承担这个使命的还应该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     

传统与现代：《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意象和典故

作为现代派诗歌的典型代表,艾略特在多处场合发表自己的文学传统见解,强调“失掉传统便失掉对现在的把握”,暗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有机融合。艾略特在他的早期诗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运用大量玄奥意象的并置和文学宗教典故构建起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文学世界,充分体现了艾略特的文学传统观和现代观。     

自传统至现代(下)——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道道地地的革命,它不仅画出旧文学与新文学的明确分界,还初步确立了作为新文学主体的“新人”的本体精神.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构成“五四”文学革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而这自然是要联系新文化运动的总体动向来看的.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兼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文学渊源问题素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学术焦点。近年在海外史学“中国中心观”的刺激与启迪下,“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一说渐获普遍认同,“中国视角”亦成为广受期待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之内因/外因关系的重新辨析以及对现代文学“现代”性质的重新梳理,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还尝试阐释了现代文学内传统影响与西方影响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语言视角的中国文学“古代转型”与“现代转型”比较论

文学转型在深层基础上取决于语言变革。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从语言上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源于古代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现代汉语     

现代文学的“学问”推原与问题反思

与古典文学相比,现代文学学问不以知识淹博与历史层累复杂见长。其学问构成主要源自现代社会变革中文学体系自身易变、现代人生与生命之变以及现代文明理性之变三个层次。晚清民初以来,中国人的学问观、文学观都处在调整之中,现代文学的学问建构因此存在古典传统与现代文学的断裂、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剥离等问题。现代文学学问的开展,须拆除有形（学科）与无形（观念、习惯）之“墙”,以“不自生”的万物疏通与联通中国文学的上游以及文学外围的知识、思想、学问体系之间的联系,方有源源不绝的生机。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本文主要对“2 0世纪中国文学”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 80年代中期提出的“2 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是应学术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产生的 ,显示出其世界性、全球性的研究胸怀与视野 ,受到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是 ,时至今日 ,这一文学观又有明显的局限 ,这主要表现在未能突破文化对文学的束缚 ,成为一个非文学性命题。这种非文学性具体表现在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三个方面。进而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性”思路 ,即以“文学穿越文化政治”的思路代替“文化政治推动文学”的思维 ,从而体现文学对文化政治现实进行“本体性否定”的文学性要求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笔谈)——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我们讨论中国文学“转型”的问题,主要是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成为“现代”的,在什么意义上是“现代”的,即是说要研究并确证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质及其所具有的现代品格。     

中国现代文学人性系统的修补者——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

张爱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她以崭新的感性经验修补了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异化的人性系统。在现代文学人性系统中,理性本体与感性本体是统一的,但在五四后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对文学功利性的理性吁求过于强大,导致文学发展中人性体系发生了异化,感性本体日益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张爱玲通过反传奇、反浪漫的笔法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在文明毁灭的极端状态下探到了人性的感性内核。张爱玲对人的感性本体的把握并没有使她完全抛弃现代文学的理性本体,她以自己的方式继承着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含混性和现实性:五四新文学人文价值观透析

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价值理念充满着家族性的含混特质和现实关怀。在世界现代哲学思想转向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学展示并凸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混合和互换,使中国现代文学“人的解放”远未获得审美/本体的价值意义。人的解放在五四是一个实践过程,在左翼革命文学当中亦如此,时至今日,仍处于一个现在进行时态之中。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文学市场化走向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是个时间概念,而且还含有文学市场化运作的现代化内涵。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商品为读者所购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较之于古典文学的本质性差异。19世纪以来新型传媒的出现,为现代作家提供了更大生存空间和施展才智的舞台,文学生产逐步成为一个知识、资本与市场同构的过程。经济因素的注入改变了原来的文学观念,现代作家敢于大胆的言钱。文学市场化部分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选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面貌。以经济的视角重回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作家的文学书写无论是生存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彰显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     

论王国维与朱光潜的“境界”观

论王国维与朱光潜的“境界”观杨立民中国传统诗学非常重视文学的本体存在方式,往往都着眼于从文学之言尽意不尽的审美蕴涵方面立论,所谓“意境”、“境界”概念是对文学本体存在方式的一种现象学式的描述与概括,将现代西方美学着重于审美活动中美感经验分析的思维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