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圣经》汉译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次高潮,而晚清以狄考文为首的一批新教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主持翻译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则达到了顶峰。其目的虽在于宣传宗教,然而由于《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加上成功的白话翻译,因而在客观上奠定了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其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轫的催化和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首部汉语《圣经》词汇研究——以《圣经直解》虚词为例

阳玛诺神父于1636年完成了十四卷著作《圣经直解》,该书翻译了《新约·四福音书》26.5%内容,是现存最早、篇幅最大的汉语《圣经》,并对后世汉语《圣经》产生了非常大影响。对此书中虚词尤其是助词使用情况的统计、举例、分析,与“白徐”《圣经》和《古新圣经》对比,以及意义相同（近）书面语与口语使用情况比较,探究了《圣经直解》在翻译中选词、用语的重文言特色。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它的完成者是 19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圣经的归化翻译策略——以“道”字为例

一般圣经汉译学者认为,圣经和合本的成功在于其采用了倾向于源语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此外,和合本也尽量贴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一些哲学思想方面的处理融合进了东方式的思维,以使圣经思想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约翰福音中将Word译为"道",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及圣经中的Word的分析,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尝试证明圣经中译本的归化翻译因素。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学贯中西第一人──读《王韬评传》

张海林先生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畅读之余，我们认为，该书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一、在仔细扎实地研读王韬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扼要地介绍王韬不同寻常的一生。王韬，清朝苏州府长洲县甫里人，18岁考中秀才，此后多次应试都名落孙山。1849年，王韬受雇于英国传教土麦都思在上海开办的墨海书馆，担任译书的中文助手，由一个中国乡间的落魄秀才意外地卷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漩涡。1862年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出谋划策…     

论麦都思的典籍翻译理念——以《新遗诏书》为例

汉学家麦都思作为《圣经》《书经》等典籍的译者,在其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有着深邃的理论思考.本文以他的第一部典籍译作《新遗诏书》为例,结合他的书信等相关史料,来讨论他在当时备受争议但却领先于同时代译者的翻译理念,并指出他的翻译思考对于当前典籍翻译的价值及意义.     

也谈陶诗英译--兼与侯向群先生商榷

国内三种陶诗译本各有特点.方重先生首译陶诗,他的<陶渊明诗文选译>使英语读者知陶;谭时霖先生译本<陶渊明诗文英译>是陶诗忠实而灵活的译本和文化翻译的力作,使英语读者好陶;汪榕培先生的译作是韵译本,他的<英译陶诗>使英语读者乐陶.对陶诗中"道"有不同理解和译法乃是不同的学术观点.     

晚清民国华人翻译圣经译本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     

《漫游随录》中所塑造的英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英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在三年的时间内详细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英国形成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在游记<漫游随录>中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英国形象.可以说,王韬对英国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国人对英国认识的最高水平.基于近二十年与英国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独特经历,他深深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他笔下,英国被有意无意地美化成为一个理想国,其目的自然是为近代中国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从《三国演义》英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

旨在探讨在将中国古典文集译介给与我们语言文化渊源不同的英美读者时,要使译文流畅自然,易于接受,译者的创造性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我们今天读起来深奥晦涩的古汉语译介成通俗自然的现代英语,是值得我们翻译研究工作者为之努力的方向。通过对《三国演义》的译者罗慕士的译本中实例的分析,展示这位优秀的美国汉学家优美灵活的创造性的翻译手法。     

论《圣经》对文革后几位朦胧诗人的影响

20世纪初,《圣经》被新文化运动先驱作为启蒙民心的精神工具,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后的朦胧诗人遭遇了理想的幻灭,在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吸引下,一反现代文学作家对待《圣经》的实用态度,而产生了准神学意义上的十字架情结:舒婷在《最后的挽歌》中渴望着灵魂的救赎、顾城在《英儿》中幻演着耶稣、海子更是用他的创作和青春的生命来模拟《圣经》.     

梁发与中西文化的会通

梁发的一生,与中国早期基督新教传播史密切关联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几乎都与他有过交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过共事的经历.梁发最重要的业绩,是亲自口传笔著,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文化诠释基督教,便于国人理解与接受.另方面,梁发并不完全墨守成规,他对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亦曾指出其不善之处,并刻意加以纠正.因此,梁发应被列于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士之列,他在中西文化会通方面的建树,应当给予肯定.     

苍茫谁尽东西界——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纪》读解

作为晚清文学知识分子中最早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明者,王韬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解读接受,在时间上可以分解为上海墨海书馆时期、香港英华书院时期、英国协助理雅各佐译“中国经典”时期以及返港后在香港、上海主持《循环日报》和格致书院时期;而在对待西方文明的内容上,王韬的态度又可以分解为对待以新教为代表的基督教、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西学以及西方文学等三种不同的取舍方式。王韬的上述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基本上都可以从他的两部漫游随录中得以解读。本文就《漫游随录》和《扶桑游纪》中有关王韬对于东西洋文明的观感进行了介绍解读,并就其中的思想成因作了相应解释说明。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理雅各五卷本《中国经典》,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既非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的"东方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更深沉的跨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关怀.     

论朱生豪的诗词创作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之关系

朱生豪将莎士比亚戏剧以具有强烈诗歌韵昧的口语化散文形式表达出来,具有不是诗词,但在诗意的表达上,胜似诗剧的特点。朱生豪的译文押韵的地方较多,句式整齐,上下句之间形成了对称、对比的形式,节奏感强,具有音韵美、整齐美的特点,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他的译文在准确的基础上符合汉语读者对诗歌和戏曲的审美欣赏习惯。他翻译莎剧的成功是与他具有较高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和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