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困局与策略

从治理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与治理环境密切关联。人工智能时代泛起的政府网络舆情危机思潮,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公众群体中传导的效能和生态安全,也催生了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新范式。首先,本文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空间逻辑层面阐释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与政府舆情治理的共鸣;其次,以问题为导向论证传统政府舆情治理进程中存在着智能化技术观念"失准"、高效化制度建设"失衡"、约束化监管机制"失势"与系统化服务模式"失声"的病灶;最后,在解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革新智能化的舆情治理理念、创设灵敏化的舆情治理制度体系、共建网络化的舆情治理监管体系、构筑共治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新范式。     

网络舆情泛道德化：伴生危害、形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容易引发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给国家治理带来危害，包括加剧公共治理难度、弱化公众理性思考力、导致舆论监督失焦等。泛道德化是思维、环境、机制等多方面要素在网络舆论场中互相影响的产物，其表征为当事人身份标签化、叙述表达偏见化、评价标尺非理性化、情绪抒发负面化等。公众心态受失德事件引发、媒介推波助澜而走向群体“极化”,技术机制的缺陷造成网络舆论的弱把关，最终形成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现象。应建立由政府主导、纳入公众参与、增强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增强治理主体多元化，寻求泛道德化舆情治理的价值共识；搭建多元主体德育交流平台，建立泛道德化舆情协同治理机制；构建智能化道德引领平台，合理开拓泛道德化舆情治理中的技术赋能。     

突发性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对策

突发性网络舆情的科学预防与有效应对是当前政府治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突发性网络舆情具有爆发的突然性和传播的快速性、爆发初期信息掌控的高度缺失性、舆情蔓延的严重破坏性、舆情应对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等基本特征。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存在治理观念落后、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常态化监管缺位、法规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分别从治理模式、应急处置机制和保障机制三方面提出协同完善的治理思路。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作用、风险和路径

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强有力的信息化手段,为网络舆情治理工作提供了全新的信息资源、技术手段和治理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网络舆情治理的全面化、自动化、科学化、精准化和个性化,增强了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网络舆情治理中仍存在着算法呈现舆情与真实社会民意存在偏差、舆情预测干涉和情绪分析复杂性导致舆情误判、虚假新闻和信息茧房问题误导舆情引导决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隐私伦理、数据垄断、数据滥用信息管理风险等新挑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优化技术升级,推进网络舆情治理综合化技术发展;完善舆情治理法制和理念,实现舆情数据管理应用机制升级;壮大人才队伍,培养复合型舆情治理专业人才;加强平台自律,提升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和算法素养.     

论网络舆情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

在网络政治时代,网络舆情已成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巨大挑战,也能为消除地方公信力危机提供契机和支持,进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网络舆情背景下地方政府守旧行政思维、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和不及时、政府回应性不足和腐败不断滋生造成的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提出需要转变行政思维和理念,规范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及时行政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正确对待网络监督,完善监督体系,使网络舆情能为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服务。     

涉腐网络舆情的网格化治理机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已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网络反腐而形成的涉腐网络舆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但是，涉腐网络舆情的生发极易触发衍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有效治理涉腐网络舆情，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涉腐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为创新舆情监测方式，提升涉腐网络舆情研判分析和处置工作效率，实现涉腐网络舆情主动回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认为，涉腐网络舆情网格化治理机制是包含网格化监测技术平台和网格化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处置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网格化治理机制的推广应用需进一步转变舆情治理理念、优化信息技术平台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     

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对策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舆情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对政府社会管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当前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观念滞后,管理方法不科学;信息公开不及时;法治理念失范,法律条文规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因此,更新治理观念,树立科学的网络舆情管理方法;及时公开信息,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法治建设,净化"网络环境"是不断提升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网络舆情的有效方法。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的双向制度建构

伴随着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产生了人才和技术缺失、算法影子官僚、算法偏见、人机协同困难等问题,迫切需要建构技术向善的制度来促进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应用。激励制度和约束规范并举是技术有效融入治理的客观需要,以激励制度发挥人工智能赋能的正向作用,以约束规范减低或消除人工智能赋能的负面效应。当前,需要建构的激励性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以教育模式变革来培养创新人才;促进和强化产学研合作制度,使创新链、产业链与市场高度连接;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制度,激励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建立发展信息收集制度,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预判、协调和协同;建构行业标准体系,减少标准不一带来的浪费行为。需要建构的约束性规范包括加强立法论证,建构法律约束,打击人工智能赋能的侵权行为;强化对违反伦理原则赋能的制约机制,建构伦理约束,树立可信、可责、可知、可用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建构人工智能赋能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安全测试机制、政治安全审查机制、军事化防范机制、失业预警防范机制、突破国际封锁机制等措施。通过建构激励性制度和约束性规范,有效发挥两者的双向协同作用,以促进人工智能有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及其治理

突发公共卫生网络舆情往往贯穿事件全过程。事件本身的衍生性、多样性特点与网络空间匿名性、泛在性特征叠加,极易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具有广泛的社会危害,导致民众恐慌、引致次生舆论灾害,还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舆情治理的难点和症结体现在健康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网络监管和政府公信力维护等方面。从生成动因来看,社会矛盾和现实风险为舆情危机提供了根本动因,事件走向和主体行为为舆情危机提供了直接动因,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则为舆情危机提供了放大效应。为消解舆情危机,维护网络晴朗健康,应优化舆情监测预警、完善舆情回应引导、健全舆情应急处置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长效治理机制。     

电子政务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在电子政务环境下应对网络舆情时存在许多问题：对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能力不足,政府网站在网络舆情引导和控制方面的作用不大,如政务信息公布不及时,更新速度缓慢,在线服务功能发挥不足。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从服务型政府、政务公开、新型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提出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兑现服务型政府承诺,积极引导网络舆情;切实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网络舆情危机的预警、处置机制。     

试论人工智能助力网络舆情沟通——基于社会建设的视角

在社会建设的框架下,网络舆情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保障舆情交流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新媒介赋权为网络舆情表达建构了技术基础,网络理政则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工具理性存在的人工智能,本应促进网络舆情沟通,但由于利益诱惑等原因,人工智能在实践中却往往对网络舆情沟通的各个环节形成掣肘,在机器人写作、算法推荐和社交机器人应用等环节均有表现。本文提出,人工智能应当在价值理性的引领下,通过技术归化防范技术异化,从而有助于网络舆情沟通,促进社会建设良性发展。     

自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现状及引导路径研究 ——以江苏省2012年网络舆情调研数据为例

自媒体以其便携性、隐私性、智能性、互动性等独特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使得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基于江苏省2012年网络舆情的调研数据,提出了自媒体大发展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引导路径的相关政策建议:完善网络管理法律体系;全面推行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构建网络新把关人机制;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协同处理机制;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功能;主动设置议程,有效引导网络舆论.     

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

如何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规避风险,是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公共权力为主导"是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公共权力运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外部性三个维度检视当前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我国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治理效力不足和网络渠道阻塞三重风险。这主要源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的完备性、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治理主体行为的规范性等方面还有待提升。对此,应完善以公共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并将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体系化力量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的公众参与行为研究

公众作为网络舆论的承担者,决定着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中的公众行为可分为理性参与行为、网络从众行为、网络失范行为、违规违法行为等4种类型。从公众参与的视角看,这些行为的主要特点是参与不充分和参与不规范并存。在政府的舆情管理中,应主动引导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对公众行为分类引导及区别施策,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迈向包容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图景

防范和化解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风险是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双重时代背景下需要重视和回应的议题。伪信息扩散风险与非理性表达风险是主要的两类舆情风险,其社会效应、社会危害与可控性等风险属性存在差异。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实践包括组织建构回应治理需求、制度安排实现监督提质、媒体融入和技术嵌入推动治理效能,但产生了权力配置失衡的认同困境、双重价值需求的价值困境和阶层交织的对立困境等三重治理困境。基于此,包容性治理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描绘了与治理诉求更适配的治理图景。应构建双向包容理念、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互动合作、引导回应方式以及成果利益共享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包容性治理模式,通过制度设计、治理过程以及治理策略等三方面的具体路径实现包容性治理。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网民参与行为调查

网民作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核心主体,其参与行为直接影响舆情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通过问卷调查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网民对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的关注度,对政府“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的行为”的评价,对政府“及时回应行为”的评价等是影响其舆情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督与引导,完善与发挥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提高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问题与实践向度

网络舆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了一场大考,也催生了高校反思变革既有舆情引导治理范式。我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贯彻落实"中国之治"的顶层战略,回应高校网络舆情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操作路线上探索创新策略。高校舆情要实现长效治理,须从破解舆情疏导供需结构较为"失衡"、引导范式相对"低效"、科技赋能思维"钝化"等问题入手。高校舆情的治理路径则可尝试从优化高校舆情治理供需内容系统、筑牢科学引导统一战线范式与构建科技赋能智慧体系着力,搭建善治框架。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和引导策略探析

互联网的推广和应用将大众带入全媒体时代，也将高校网络舆情推向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关乎校园的安全稳定，也关乎大学生对高校声誉的评价、对自身行为的理性认知以及对社会的情感投射。本文以梳理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作为逻辑起点，厘清了当前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工作中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掌握舆情治理的主动权、遵循舆情回应的基本原则、建立舆情应急处理机制、提升舆情管理队伍的专业素质、提升大学生的网络舆情素养等方面提出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和引导策略。     

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新变化及其实现路径

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体系带来了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经验假设到数据驱动、事后应对到预防治理的实践新样态。通过对突发舆情风险事件的生成机理、演化趋势和风险特点进行归纳分析，我们认为，高校舆情风险治理可从设计层级结构、激活参与主体、优化资源要素、维护师生权益方面变革思路。以此为基础，在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背景下，高校内部管理者应树立舆情风险“大治理观”,从促进舆情风险治理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有效衔接，完善高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分类指导不同类型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规划建设，夯实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数据决策平台支持层面，进一步优化数智技术赋能的舆情风险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