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可喜的发掘——评《儒家经济伦理精华》

说起经济来 ,人们对孔子和儒家多有误解。总以为孔子及儒家的思想、主张 ,只是“治国、平天下”,协调人际关系 ;谈经济不多 ,至多有些爱民思想。其实并非如此。博大精深的孔子思想涉及经济领域中的各个方面。其后继者 ,两千年来更在这方面有不少发挥。近日中国文联出版社新出戢斗勇著《儒家经济伦理精华》,向人们揭示了有关儒家经济伦理的许多问题。儒家经济伦理的主题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义与利、本与末、人与我、我与物等各方面的关系。怎样按照儒家的基本观点来评价、对待和处理好这四大关系 ,通过研究这些关系达到利己不损人 ,用物不害物…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论宋濂的“为文”思想

宋濂的“为文”思想，继承儒家的文学理论，认为“为文”的任务与功用在于宣扬儒家之道，教化人民。为此目的．作家必须“养气”：加强道德修养。在论述“文”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时，他提出“文随”“其实”、“感事触物”、“江山之助”等观点，认为客观事物对作家的思想与写作具有积极作用。宋濂的“为文”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处物之道——朱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与西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有所不同，朱子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儒家传统“正德、利用、厚生”的特色。在朱子的宇宙世界中，人、物关系的论述旨在究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仁即生生即是要彰明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道德责任；而朱子的格物穷理理论目的便是要我们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明了以“取之以时，用之有节”作为我们的依物、待物之道。依朱子，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向度中通过人的自觉努力不断地实现的过程。     

许慎与儒学断想─—从《说文》训释“人”“仁”谈起

许慎与儒学断想─—从《说文》训释“人”“仁”谈起李弘毅许慎作为文字和训诂学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早已被世人肯定了的。本文所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是关于许慎与儒学的关系，以及他在文字训释中怎样运用儒家学说的问题。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略...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

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怀柔优于征伐、“御之得其道”、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怀柔优于征伐是其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御之得其道”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是其处理内政和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教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个人经历和北宋激烈的民族矛盾有关。不畏上的理论勇气、关注现实、全面与片面共存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显著特征。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儒家和谐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其现代反思

“和”的观念萌生具有鲜明的农耕经济特色，并发展为源远流长的“和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儒家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儒家构建和谐的理想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并围绕其中的秩序和谐设计了具体路径，形成了调解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完整体系。儒家和谐思想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们反思。     

儒家视域下生物多样性思想探赜

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儒家哲学基础是天地之气，气化万物，万物皆气之聚合。儒家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体现在：认为天地“广生”“大生”万物，万物来源同一，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阴阳动态平衡机制使万物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和实生物”“和而解”的博弈机制使万物既竞争又和平相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自然万物承载着神秘的至上之道，“物莫不含神而具性”,神性使人类对万物产生敬畏之心；仁民而爱物是天所赋予人类的一种德性；万物一体，人与万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爱者优存”而不是适者生存乃是自然真正的演化规律。儒家爱护自然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知，而且还化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法律规范，约束制约着人类的行为。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合——张栻思想进路及意义的文明论考察

朱子走出道南学派形成自己的工夫论后,随即以“太极图说解”建构与之相应的本体论,完成“理(本体论)—‘性-情’(工夫论)—圣贤人格(境界)”的系统拼图。张栻所传承的则是《易传》《春秋》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心性论层面对朱子有所吸纳,但在意识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后乃另撰《太极解义》,按照《易传》的宗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针对性诠释,维护彰显“天—‘性-心’—与天地参(事)”的儒家传统结构。这一工作的意义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理解,除开张栻英年早逝思想完成度不高,也与朱子对张栻作品的删裁以及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表述有关。从文明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辨析,不仅有助澄清张栻的思想形象,厘清湖湘学与理学的思想关系,也有助我们正视四书与五经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理论紧张,重建儒家思想整体的统一性。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试谈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孔子总结了春秋以前的音乐美学思想,丰富其内容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儒家音乐美学理论,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吸收了《国语》中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无一听,物一无文”的论述,师旷关于“新声兆衰”的思想,伶州鸠关于“政象乐,乐从和”“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的思想,《左传》众仲的“乐行八风”说涉及自然与音乐的关系,卻缺     

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研究

儒家为己之学是修身之学,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自省又是修身之本,故自省可谓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奠定了儒家自省学说的基础,孔子及孔门“七十子”、孟子、荀子都有具体的自省思想,孔子的“内自省”“自讼”,孟子的“自反”“反求诸己”,荀子的“参省乎己”是儒家自省思想的经典表达,在省过、为学、进德等重要方面初步建立了儒家自省学说体系,成为汉唐儒学、宋明理学自省意识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先秦儒家自省意识虽然朴素,尚不系统,但在整体上呈现出主体性、自觉性、乐感性、人文性的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自省意识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道分水岭,是处理人己关系的重要法则,它开启了儒家自省传统,为推进当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唤醒当代自省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     

儒家道德传统中的敬畏思想

对自孔子以来直至宋明理学的儒家主要道德思想加以一番梳理,不难发现敬畏之于儒家道德传统的重要意义。对于道德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之中,道德敬畏被确立为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当今时代,诸多社会现象背后皆可透视出道德敬畏之心缺失的严重问题,从而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对于树立道德敬畏、强调道德自我修养、追求完善人格的儒家传统道德内涵加以积极解构,将大有裨益。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现代新儒家眼中的陆象山

第一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被认为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而梁漱演的直觉说则与象山的思想方法有内在的密切关系,贺畴的“新心学”更与象山学说相关。第二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对象山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研究。牟宗三在根本上指点出象山的“成德之教”,达成为我们把握牟宗三的象山学之前提,牟宗三还认为从陆家山到刘藏山这一段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最高峰;唐君毅则视陆学为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之学滁复观认为要把握象山思想,必先把握义利之辨的总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