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对“智的直觉”原理的发展

康德将客观世界分为"现象"与"物自身"两大构成部分,与之相对应的认识方式则是"感性直觉"与"智的直觉",作为主体的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只具有感性直觉的能力,"智的直觉"是上帝独有的直观世界本质的能力。牟宗三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以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为背景证明"智的直觉"同样是一种人类可具备的直观事物本质的方法,在"道德"的关节点上它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本体仁心的明觉"上它更是现实而当下的呈现。     

张岱年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及其启示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岱年明确提出并探讨了"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认为创造新的中国哲学需要集中解决四个问题:(一)"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二)"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三)"一个新哲学必更有其新创的方法";(四)"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必能悬定伟大的理想".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他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指示了方向.这些思考与探讨,不仅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今天中国哲学开展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直觉”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直觉（或称直觉思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直觉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不仅在科学创造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人们提出了一些有关直觉的概念,直觉的作用很大,直觉自有其特点,影响直觉的因素较多。人们的直觉思维出现较早,所以应从小培养人的直觉思维能力。     

哲学直觉及其在实验哲学中的作用

为了避免许多关于"什么是哲学直觉"的无谓争论,我们应当把哲学直觉限定在实验哲学的范围内。在此范围之内,哲学直觉就是大众对包含哲学问题的调查问卷的直觉反应。关于哲学直觉能否扮演证据角色,威廉姆森和亚历山大有过争论。前者认为证据最好是事实而不是直觉,后者认为没有直觉很多事实便建立不起来。对这场争论的进一步审视,将我们引向了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扮演的三种角色。应该说,大规模地诉诸大众的哲学直觉正是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直觉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合理吗

直觉在哲学中的地位问题,是最近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哲学分析与论证中,直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验哲学的大量研究发现,直觉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直觉的可靠性因此受到了质疑,直觉的方法论地位因此受到了挑战。“直接论证直觉方法的认知地位”,“否认直觉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否认直觉多样性的重要性”,“否认直觉的多样性会导致不可靠性”这些策略在不同的程度上捍卫了直觉的方法论地位。正如多变的知觉在认知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样,直觉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不必然动摇直觉在哲学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主流不是直觉思维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中 ,虽然有直觉思维的意味 ,但却不能代表主流。每个哲学家思想深处 ,都有其一套逻辑思路和逻辑结构 ,而且在中国思想界或学术界达到支配地位。     

牟宗三“智的直觉”思想所圆成之境

牟宗三"智的直觉"概念是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但却做了相应的改造。"智的直觉"在康德处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因其不承认人可以拥有智的直觉;而在牟宗三哲学中则具有积极意义,他正是以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为出发点来建构其整个道德形上学体系。康德是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在中国传统境界论意义上探讨"智的直觉"。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的呈现,不是指人通过自身的认识能力认知超越的本体,而是指人可通过实践的工夫达至超越的境界。此境界也不单单是指道德境界,而是包含了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的圆融之境。     

牟宗三“智的直觉”新释——以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为视野

"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哲学的关键词,它被诸多学者解释为一种"自身意识",并与费希特的"智性直观"相对比。然而,费希特式的"智性直观"在牟宗三那里只相当于意识自身的"觉之自觉","智的直觉"指涉的是超越于"自身意识"之上的绝对。其实,牟宗三的"智的直觉"与谢林在绽出意义上理解的"智性直观"十分相近,两者都是一种无知之知,而其所指则为即开显即遮蔽的创生活动。理解了牟宗三"智的直觉"的含义,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两层存有论"的体系。     

中国传统“治道”概念辨析--兼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可能性

"治道"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本有的概念,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而其论说范围意味着"(理想的)'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身。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表述了其各自所理解的"治道",并非基于相同的支点命题预设。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中国哲学“反本”“复性”论研究

"反本""复性"的哲学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这一道路虽由道家所开创,却为儒道两家所共循。反本复性的前提是本静和性善,二者后来又融为一体。其工夫既包括复返原初本根以实现哲学目的,又重在对情欲、气质造成的本性缺失进行修复。人性有失故"未成",故需要去偏、复全以成性。反本复性有"归根"、"求放心"、"灭情"、"善反"和"良知自觉"等多种方式,但又都以回到清静纯粹的先天本性为哲学的目的。哲学的价值就体现在对反本复性的不懈追求之中。     

论“一国两制”的哲学内涵

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坚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他提出用求同存异来解决矛盾争议的新方法,以及坚持用主体论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构建“一国两制”的观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指导我们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哲学发展是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理论哲学是用理论方式,从理论领域出发探讨哲学问题的哲学;实践哲学则是用实践方式,从社会生活实践出发探讨哲学问题并改变世界的哲学。从理论哲学转化为实践哲学是哲学发展的客观的必然趋势,实践哲学是对理论哲学的超越。实践哲学有不同的派别,总的说来有两种实践哲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另一种是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是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是经验主义的实践哲学。以实践为核心,持实践核心论,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实践一元论",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哲学",认为实践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本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又称为"实践主义",把实践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范畴。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和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实质上都是实践核心论,搞实践核心论或实践一元论很难与实用主义哲学划清界限。     

论道德直觉的可靠性

道德直觉主义是20世纪元伦理学的一种主要观点。随着道德知识论和实验哲学的发展,道德直觉主义再次进入哲学视野。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道德直觉能否为道德判断提供可靠的确证。基于最新的实验数据可以发现,道德直觉是一种以情感系统为基础的学习系统,随着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变迁,符合道德法则因而是可靠的道德直觉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包含了概念性、命题性的因素,这一部分道德直觉能为道德行为提供规范性确证。但是,并非所有的道德直觉都是可靠的,正如实验哲学研究所显示的,人们在某些语境和某些情境中会偏向情绪化。因此,我们并不能完全依赖于道德直觉,对直觉的依赖应该置于更为广阔的反思的平衡之中。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之历史使命的辨析

当代中国哲学主要有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改造;二是回应时代问题,实现理论创新。认清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含义予以界定,首先要厘清"中国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概念的异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就要实现哲学不同学科的对话,改变哲学研究相互隔离的现状,打破哲学各学科研究的思想藩篱,积极促进学科内部的整合,推进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论古希腊音乐哲学的“和谐”观

“音乐和谐论”是毕达哥拉斯音乐哲学观的合理内核.他认为,整个宇宙范围内的所有事情皆有秩序,并且万物皆数,灵魂是和谐,而音乐则揭示了数和“和谐”的基本性质.此观点为其后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古希腊音乐理论、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对现实音乐生活和社会生活具有理论意义.     

“转识成智”与大学德育——兼论中国传统哲学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本文通过当前大学德育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在注重知识训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中"转识成智"思想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德育工作实现"转识成智"可资借鉴的深厚思想资源。     

牟宗三与康德哲学

牟宗三哲学是当代新儒学的理论颠峰,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评述为"古今无两".牟宗三的理论创获与康德哲学的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康德哲学的自身问题为"物自身"的两重涵义:知识论涵义与价值论涵义,前一层康德有积极的说明,后一层则在康德哲学中隐而未显.牟宗三以中国传统心性之学为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了"物自身"的价值论涵义,从而建构了"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对此新儒家阵营有着不同的看法,而牟宗三汇通康德的努力本身为中西方哲学的"思想对话"提供了绝佳范例.     

“文明交往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构建刍议

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理论问题,本文认为任何外交哲学都必须回答如下三个基本问题：（1）主权国家对于其所依存世界的＂总的看法＂;（2）主权国家对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我＂的＂总的看法＂;（3）主权国家对其与当代世界究竟如何互动的＂总的看法＂。＂文明交往论＂作为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它所包含的＂和谐世界论＂、＂文明自觉论＂、＂交往文明论＂等分析范畴正好对应了上述问题,对我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