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对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对污染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越显著。但从不同区域视角来看,绿色金融的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在低污染排放区、高污染排放区和低经济发展区,产业结构对污染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存在以绿色金融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高经济发展水平区,这种门槛效应并不存在。为此,中国应以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为导向,以发展壮大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为基础,根据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多元化融资需求,积极创建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最终助力中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人口迁移能够影响区域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探究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正在逐年上升,但地区发展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发展较慢的格局;(2)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现中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3)人口迁移不仅能够驱动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口迁移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以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一级指标中的覆盖广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强,且在东部地区及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表现为较强的碳减排效应。为助力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碳减排,应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考虑区域发展差距,实施异质性治理策略。     

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水平——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加深、区域创新乏力的典型事实,选取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检验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并从研发投资和资本配置的视角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对技术创新水平会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影响;(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形成独特的“弱化效应”,且该效应在高价值的激进型创新及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3)进一步的渠道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阻碍研发投资削弱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而资本配置的中介检验结果不显著。本研究旨在为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供启示,为政府政策变更的强度提供参考。     

湖南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SBM-DEA模型测算湖南省2011—2019年14个市、州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环境规制视角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专业化集聚与多样性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整体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趋于平稳,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集聚模式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门槛效应.专业化集聚对湖南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作用呈"U"型: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工业集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规制强度超过临界点后工业集聚开始对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促进作用;3)政府应不断完善工业发展政策导向,引导工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禀赋和环境规制差异,持续发挥多样化集聚优势.     

绿色技术创新与外贸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外贸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主线的绿色发展是实现贸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外贸增长、外贸结构、外贸竞争力和外贸效益等方面构建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对外贸高质量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能通过节能减排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显著地促进我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东部地区、普通地级市和高人力资本地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文章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强区域间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外贸高质量水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碳减排与GDP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碳排放增长的规律,基于陕西省1980~2018年碳排放量和GDP的实际数据,运用离散二阶差分预测方程预测陕西省2020年碳排放量和GDP,得到陕西2020年碳排放强度的预测值;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80～2018年间陕西省碳排放量和GDP实际数据序列和预测数据序列进行了相关性比对,检验了DDEPM预测方法准确性。研究表明,陕西省能够实现中国2020碳减排目标,目标实现的主要贡献来自于GDP快速增长形成的分母拉动效应,但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持续;各省份应当从碳排放的绝对量上寻找突破路径,增加低碳技术和煤炭高效利用技术的投入与研发,提高单位煤耗的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水平,加大现有新能源使用力度和效率,实现降低碳排放水平和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中国省域电气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电价水平与电力生产结构的调节效应

为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探索碳中和与稳增长相协调的发展路径，选取2005—2020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SBM非期望产出模型以测算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电气化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电气化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效应，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受到电价水平与电力生产结构的调节，低电价水平与高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的情境更有利于发挥电气化水平的正效应；基于此，电气化水平的“理想”区间或阈值存在区域差异性。机制分析表明，电气化水平可以通过抑制碳排放，降低能源强度，提高技术水平，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内外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沿海发达地区表现为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集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及其溢出效应与地区内外创新能力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和研发人员投入均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此政府需正视区域间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加大教育支出投入,提升市场化水平,鼓励并支持更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规模,以此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如何降低碳强度引起了广泛关注。金融具有调配市场资源的功能,同时具有绿色属性。绿色金融不仅可以抑制资金流入高污染行业,而且能够催生一批绿色产业,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选取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样本数据,采用可扩展的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全国样本、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样本中,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西部地区样本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以降低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探究典型区域“双碳”目标的实现机理和内在规律，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减排成效总体优于全国其他地区，示范区建设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福建、贵州和云南的碳减排成效较为突出，江西的碳减排成效尚不明显；环境规制、结构优化、生态碳汇等因素在示范区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生态碳汇的中介效应较为突出。尽管示范区建设未诱发明显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但是，技术创新在抑制示范区碳排放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显著的作用。为此，深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以“双碳”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系统治理多元规制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碳平衡。     

长三角金融集聚与生态绿色协调发展:基于中心城市溢出效应视角

金融集聚是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寻找金融集聚影响长三角生态绿色协调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长三角41个城市2003-2020年面板数据,系统评价了长三角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和生态绿色协调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长三角金融集聚和生态绿色协调发展度均呈现稳步且缓慢的上涨趋势,但总体水平均不高,大部分城市处于轻度失衡的绿色协调水平和较低的金融集聚水平,其中区域中心城市表现较好。（2）金融集聚明显促进了生态绿色协调发展,能够实现对绿色经济效率、绿色生活水平和绿色环境质量的同步驱动。（3）区域中心城市大部分未能形成有效的辐射效应。上海的涓滴效应明显,倾向于浙江和上海大都市圈 ;宁波的涓滴效应在全域和省域范围内显著 ;杭州的涓滴效应在杭州都市圈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侧阶段 ;南京和苏州在省域范围内极化效应明显 ;合肥对邻省的极化效应明显。大都市圈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集聚辐射能力     

资源诅咒与经济发展门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对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解除资源诅咒效应的途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呈明显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资源诅咒效应,东部地区则并不明显。通过进一步对能够消除资源诅咒效应各因素的门槛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对外开放能有效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而人力资本和研发在缓解资源诅咒效应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双碳”目标下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双碳”目标下客观识别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合理预测其发展趋势,对于优化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构建纳入旅游产业碳排放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分布动态法、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从全国、区域尺度及时间、空间层面揭示了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演进规律及其主要成因,并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ARIMA模型等对“双碳”目标下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中低与中高效率占比大、低效率与高效率占比小的“纺锤型”特征,并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东北、西部及中部地区递减的发展态势;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特征与马太效应,效率较高的省份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高效率趋同,低效率省份则产生一定的负向反馈作用,形成低效率趋同,两种现象间的两极分化特征形成显著的马太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是全国及区域层面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演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企业规模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预测期内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具有带动整体效率提升的较大潜力。     

绿色信贷与区域碳排放——兼论城镇化、信息化的调节作用

实现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已列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厘清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以及城镇化和信息化在此机制中起到的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3—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影响,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作用渠道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绿色信贷的投放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且该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能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能够增强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相比于能源大省,非能源大省的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更显著;绿色信贷可以通过降低能源强度的途径抑制碳排放,暂时不能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的途径来抑制碳排放;城镇化水平在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机制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信息化水平在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机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持续加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坚持重点区域先行先试、大力发展洁煤技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建议。     

政府低碳财政政策的选择与优化研究——基于LMDI分析并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对广东省1995-2011年碳排放量进行LMDI分解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引起广东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降低有效抑制了广东省碳排放增加,产业结构变动的碳排放效应较小。因此政府应该把低碳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碳减排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低碳技术创新的力度,完善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财政政策,强化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扶持,促进广东省绿色低碳发展。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机制与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行政级别和时间的异质性。同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提升绿色发展福利的过程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具有双门槛效应,随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逐渐增加。本研究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和提升绿色发展福利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数字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上数字金融均可以提高我国绿色发展水平;(2)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创新效率、扩大技术溢出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机制提高我国绿色发展水平;(3)数字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存在着单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高本地绿色发展水平但不利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