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的研究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入世以来中国省级区域贸易利益及影响因素

中国入世20多年以来，总体贸易利益增长固然惊人，但增长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不平衡性，区域协调的问题随之而来。通过构建包含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能够量化分析省级贸易利益，从贸易利益源泉角度研究贸易利益的空间分配问题，进而刻画其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模型分析表明：(1)入世以来各省份贸易利益空间分配不均并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由促进竞争效应和选择效应导致的；(2)内循环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外循环，并且二者在地区间也存在差异，东部省份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省份，内循环对外循环的促进作用亦是如此；(3)劳动力人口、人均GDP和本地临界边际劳动需求越高，贸易成本越小的省份，单一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越大。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但对低质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替换关键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研发投入扩张效应、沉淀冗余扩大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高了创新绩效。进一步地,相较于企业单独的创新行为,数字经济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程度越大;数字经济对拥有海外市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低于只拥有国内市场的企业。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扩展了数字技术的效应研究,同时对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促进企业创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耐心资本、数字经济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创新活动与融资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资本的特征与属性成为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重要因素。理论层面,将具有长期导向和治理作用的股权与债权置于“耐心资本”框架下,分析其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提出“耐心”是长期的合作关系与监督治理作用,而“效率”是对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两者能够兼容,即长期导向能够促进效率提升。实证层面,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耐心资本有效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并且相较于建构创新,耐心资本更能促进高价值、高风险的模块创新。其次,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缓解委托代理冲突,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再次,数字经济在耐心资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其中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更能增强战略型股权的促进作用。最后,耐心资本更能促进市场势力较弱、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如下:积极培育耐心资本,充分发挥耐心资本在降低信息摩擦、优化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全面发展数字经济,为耐心资本参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治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有效的工具;引导不同类型的耐心资本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市场结构的制造业企业有效匹配。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动态效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母国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

作为数字企业生长的背景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具有的母国优势成为数字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构建包含母国数字经济的新OLI区位分析框架,运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企业OFDI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OFDI数量;数字经济既能够增强数字企业支付更大市场兼容性成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二者共同推动OFDI数量增长。较数字制造企业而言,数字服务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属性和知识成本的“接近性”特点,引致数字经济对其OFDI数量具有推动效应;无论持市场寻求动机还是技术寻求动机的数字企业,其OFDI均受到母国数字经济的推动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规律和数字产业的“新”特征,引致低生产率数字企业OFDI相较于高生产率数字企业更加显著地受到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中国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走出去”步伐,需要统筹母国数字经济优势和市场化机制。     

江西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考察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对推动江西省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1—2021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直接效应模型、间接效应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内在机理,深入分析了南昌市、赣州市、景德镇市、吉安市和抚州市5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商业魅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碳减排;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更显著;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了碳减排。     

设施联通、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互动效应——基于“一带一路”经验证据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设施联通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影响将越来越显著。在科学构建设施联通、技术创新和出口增加值理论分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和OECD-ICIO投入产出表测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企业国际分工成本，增强了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正向溢出效应，同时通过抑制上游企业技术垄断势力，激发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市场竞争效应。此外，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海运联通对企业出口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中低技术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发达国家的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