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

汉承秦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其局面的出现经历了一番曲折反覆。秦亡楚兴以及楚汉之际，秦制几乎被楚制替代。六国制度的复兴是对秦国政治历史和文化进行否定的尝试，其中楚制的复兴尤其值得注意。刘邦集团从楚制向秦制的复归，关键在于刘邦以关中巴蜀为基地东向与楚争天下，而萧何为相是一重要契机。汉制的内在更移与稳定，与萧何、曹参为相关系甚大。汉制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秦制历史成果的积极继承。     

魏晋南北朝"什伍"之制与乡村社会控制

魏晋南北朝的“什伍”之制上承秦、汉。作为封建政权基层管理的最末梢组织和对民众实行连保、连坐的法律控制方式,由于当时的动乱背景,“什伍”之制为当时的许多封建政权所实行。本文在分析此时“什伍”之制尤其是“什伍连坐”的种种表现后认为,此时作为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重要手段的“什伍连坐”不仅有沿袭,而且也有修正,同时也有顺应当时乡民聚居形态变化的一面。这种和户籍管理紧紧相扣的制度是我们认识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方面。     

汉初“郡国并行”政体刍议

汉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的教训,剖裂疆土,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分封诸侯王,实行郡县、封国并存的政治体制。对于这种特殊政体,历来褒贬不一,普遍的看法认为刘邦此举是对秦始皇实行“海内为郡县”的倒退,其后果引起了“吴楚七国之乱”,给汉初社会带来了不安和灾难。本人对此不敢苟同,试图通过本文就汉初这种政体对社会的影响谈些不成熟的看法。一、两种不同的分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廿六年),秦王政灭六雄,统一中原后,建立了封建集权的中央政治体制。在中央确立了皇帝制度和三公九卿制后,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推行什么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秦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最大化,其于终极价值领域的悬空为后代监察制度的德治取向留下了成长空间。西汉以降,监察制度的运行,除了遵从“政”之原则,还有兼具“教”的意义。宋代监察对隋唐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实行台谏合一,台谏制度成了党争的催化剂;明代以六科为代表的监察官员位卑而权重,在“癸巳京察”事件中出现的重大政治风波显示出明代监察体制“政”与“教”的失衡;清代的监察制度一度陷入以密折专奏为核心的异化监督,其根源在于君主极权的单线治理格局。“政”与“教”成为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价值取向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传统监察制度之流变亦映射出二者间极为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从功德报偿到“汉家尧后”:刘邦置立巫官与两汉天命论的变迁

据《封禅书》,刘邦曾经置立巫官。其中梁、晋、秦、荆四者,无论以刘邦祭祖、神权统一还是抚慰诸侯作解,都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秦汉之际战争中巫术需求的考察,以及刘邦军队士卒来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刘邦于征战之中,招徕收附的兵丁籍贯正与诸巫相合。刘邦置立诸巫的初衷,与时人功德报偿的观念有关。《汉书》因其中四巫合于刘向所述汉家先祖的迁徙轨迹,遂作割裂剪裁,以为“汉家尧后”之证。这合于东汉明章两朝的时势,也显示出两汉天命论由朴素直接、含混笼统,渐为文饰堂皇、具体指实的变迁。     

浅议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

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绝非偶然,也绝非是对汉武帝“故事”的简单模仿。它是拓跋氏早期为防止外家部落篡权而采取的政治举措,也是拓跋魏为了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的重要措施。这一制度虽然实行在道武帝时期,但它不是道武帝的突发奇想,而是在拓跋鲜卑民族长期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拓跋鲜卑早期妇女的社会地位、外戚部落势力对王权的影响以及道武帝早期的遭遇,可以发现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     

“王与马共天下”与东晋政治

“王与马共天下”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种特别形态.蜀汉时,刘备、刘禅与诸葛亮密切合作,使得蜀汉政权顽强地生存在魏、吴两个大国之间.西晋灭亡以后,北方门阀世族与南方门阀世族联合起来,在建康建立起“共天下”的东晋王朝.“共天下”既是皇帝与权臣共处的权力分配方式,也是东晋君权的实际运行过程,其支撑着东晋政权延续了百年.     

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作用及思考

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的政权,其民族政策从职官制度、政区建置、法律制度、选官制度、礼仪与服制制度等方面都体现着“因俗而治”的原则。“因俗而治”的实施不仅对辽朝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对于我国当今民族政策的完善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小康”小议

一在现实生活中 ,“小康”一词使用的频率很高 ,其涵义有二 :其一 ,指人们的生活已不愁温饱 ,较为宽裕 ,可安然度日 (《辞海》即如是解释 )。其二 ,指社会发展是分阶段的。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 ,把理想的社会称为“大同之治” ,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们已突破家庭的局限 ,“天下为公” ,大家过着同样的幸福生活。人类社会进入“大同之治”之前的阶段为“小康之治” ,在这一阶段 ,人们还受家庭的限制 ,“天下为家” ,即人们仅顾小家的幸福 ,得用法纪、制度约束自己 ,维持秩序。二把“小康”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是…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金代“天眷新制”对高丽王朝司法体系的影响

12世纪初女真族在反抗辽国的战火中建立了金政权,且基于国内各族杂居的现实而承袭了辽国旧制“南北面官”制度.但是到了金熙宗时期,随着女真贵族主张颁行汉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故于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即“天眷新制”,并通过外交与战争的双重手段,对高丽王朝的司法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高丽亦进入了金国“去辽法而兴汉律”的轨道之中,对其法律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南朝“行事”考

“行事”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设置，产生于东晋末年，在刘宋初年已出现相对固定的称呼。它除“行府州事”之外，还有“行郡事”、“行国事”等类型，与以前的“行某官（事）”及北朝的“行某州事”有明显的区别。“行事”是在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的情况下设置的，对出镇幼王兼有辅佐和防范的职能。“行事”的设置，对皇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现代汉语“没”与句中“了”的时体属性研究

现代汉语中的否定词“没”的使用主要受时制方面的限制,它表示的是“已然”的时制意义,可以用于先事时、方事时、过去时、现在时,但不可以用于将来时、后事时。位于句中的“了1”至少包括两个,其一是具有先事时意义或者过去时意义的时制助词“了11”;其二是具有动词意义,充当补语的动词弱化形式“了12”。因为“没”和“了11”具有相同的语法属性,所以不太能在同一小句中共现,一些共现的情况要么语感接受度不高,要么受到了语言经济性原则或其他语法条件的限制;“了12”与“没”的共现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说文四大家”辨疑

“说文四大家”在说文学史上分量极重,“段、桂、王、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清中叶亦有“段、桂、严、王”之判断。这两种看法的产生或因体例不同、或因著作时间早晚。朱骏声著作刊刻最晚,未入“说文四大宗”,一方面受到著作体例的限制;另一方面,其打破常规的编排方式,时人未识其善;而严可均未入“说文四大家”主要由于著作不能突破前人藩篱,仅对许书订正、修补。     

浅谈陆贾“文武并用”的治国思想

陆贾是秦汉之交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在刘邦角逐中原,兴建汉朝的过程中,曾以自己的“口辩”,相随左右,出使诸候。建国之后,在高祖和文帝时代先后两次出使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劝说南越王赵陀归汉。刘吕之争中,他又紧紧地站在汉室一边,串联游说,出谋划策,为诛灭诸吕,稳定刘汉政权作出新的贡献。但陆贾的主要功绩,并不是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以自己“文武并用”的政治理论,为高祖刘邦选择了一条正确的治国道路。刘邦建国之初,自以为“马上”得天下,对治国之道,不予重视。《史记》在陆贾本传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     

西汉削藩的两个问题

西汉的削藩是汉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实行削藩前,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郡国并行制,其时诸侯王踌躇满志,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实行削藩后,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仅在名义上是郡国并行制,而在实际上却是郡县单行制,其时诸侯王一蹶不振,终成外无强藩之局,今仅就以下两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尚祈贤者正之。一、如何看待王国的尾大不掉和削藩原因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出于战胜项羽的策略考虑而分封异姓王,这对于最后打败项羽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楚汉战争结束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因此,刘邦又出于消除异姓王威胁的策略考虑,并“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而分封同姓王,结果,终高帝、惠帝和吕后三朝,未见诸侯王反叛之举,史称“海内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