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化思想对宋代山水画构图的影响

宋代的绘画尤其是山水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其同时期的文化思想不无关系。中国画历来讲究理性与非理性的合一,宋代画家在认知态度上以理性思维方式为主,但同时也在求变化、求发展,这使得宋代山水画在整个山水画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论宋代山水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山水画创作至宋代趋于成熟并达到鼎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山水景象,画家通过对自然的感受来描绘自然景物,寄托情感与理想。充分体现出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对后世山水画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山水画包括人与山水两大因素,这两者在山水画中体现出作者期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本文拟从宋代著名画家存世画作中,分析宋代山水画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宋代黄河主题诗歌的书写维度及其文学价值探论

在中华文化与文学不断互动融合的背景下,黄河主题诗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承黄河文化的重要历史镜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锻造有着积极的典范意义。正是因为黄河文明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自古以黄河为咏诵对象的诗歌不断涌现,并成为彰显黄河文明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镜像。宋代是黄河主题诗歌创作的重要阶段,从宋代文人对黄河文明的尊崇、宋代黄河主题诗歌的书写特质、宋代黄河主题诗歌的意义与价值三个维度,深入探讨黄河主题诗歌在黄河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朱熹的天理史观

朱熹从其天理论出发来考察历史 ,认为天理贯穿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始终 ,它既是历史盛衰变化的支配者 ,是判分王道与霸道的根据 ,也是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提出其天理史观 ,主要并不是为了对历史作出解释 ,而是为了以其道德理想来匡正、裁抑现实 ,对现实进行批判。其历史观有着强烈的变通意识 ,表现出相当的理性精神     

宋代文学法度论的三个维面

宋代文学法度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有法维面的论说;二是对活法维面的论说;三是对"至法无法"维面的论说.宋人对文学法度的论说,开始体现出建构与消解并重的特征,它为后世文学法度之论的深层次融通作出了铺垫.     

论宋代山水画及题山水画诗中尚意观的形成

尚意的美学思潮,遍及于宋代诗歌与绘画领域,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课题.山水画及其题诗由唐代尚"真"到宋代尚"意"观念的演变,自中唐开始,而在晚唐五代趋于完成,至宋代,"意"被文人奉为创作的圭臬.     

“天理自然流行”：程朱“天理”的三大特点

程朱哲学体系中的“天理”无方所、无时间,但具有客观性。所谓客观性是指天理可以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天理是宇宙生命共同体的道德根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善”。程朱以天理说仁,其中蕴含仁是人类自然权利的特色。仁作为先天的自然权利,属于“天理自然流行”。人拥有自然权利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是人,这决定了人虽然是有限的个体,但先在性赋有这一权利与自由,自然权利先于人世间的法律与社会制度。     

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三论

宋代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一个不为学界所重视的阶段。朝贡贸易依然是这一时段陆上丝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朝贡的频率有所改变,朝贡贸易的规模和期限亦有一定的限定。在朝贡贸易以外,丝路民间贸易也有发展。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两个问题

中国哲学的源与流,可以说皆由先秦诸子所奠定,《天下》篇作者以“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精神,纵论天下诸子之学术;而且作者筚路蓝缕,《天下》篇也属中国学术史开山之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如此重要的作品,在作者和内容评价上历来却存在着重大分歧,自“五四”进入“疑古”时代以后,分歧更加明显。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有关《天下》篇著作权的两派观点与论据进行梳理,并且从提供新资料入手,将《天下》篇著作权重归于庄周;二是以惠施为例证,对以胡适为代表用“科学主义”评价名家而至今仍一统天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所谓“科学主义”的评价,不仅是对诸子思想的误解,而且是扭曲了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     

论宋代三槐王氏家族兴盛的时代特征

三槐王氏家族是宋代历史上簪缨相继的名门望族,有宋一代,三槐王氏子孙族人相继入朝为官,仕宦人数众多,其中不乏爵高位显者。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崛起和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呈现出与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时代特征,其家族成员正是在宋代偃武兴文、科举制度发展和门阀宗族崩溃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通过科举入仕、勤奋好学和个人的才识、家风的清正,以及与近世典章宦族和科举新贵的联姻,而逐步发展为宋朝名门望族的。     

论王韬的"天下一道"观

论王韬的“天下一道”观@邵燕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     

论宋代的梅赋

梅赋最早出现在南朝,但直到宋代才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在内涵上,以梅花、梅子和枝条为表现对象,关注新品种,同时往往借梅以抒发作者的情志;在艺术上,骈赋与骚体赋并重,广泛使用比拟手法,有些作品有一定的故事性。梅赋在宋代的快速发展,既是宋代梅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咏梅文学繁荣的影响,同时与作者自身的地位和志趣也有很大的关系。     

宋代画史大势与宗室绘画的群体趣尚

宋代宗室画家置身于文人画与院体画两大风潮并行的宋代画坛，与皇家画院有着天然联系，又保持着士大夫的精神趣味，成为沟通院体画与文人画的津梁。北宋后期赵令穰响应苏轼文人画的号召，擅长文人化的烟水长卷和山水小景，将院体技法融入文人画。南渡画风趋于多元化，士大夫化的赵伯驹、赵伯骕兄弟复归金碧山水，将文人意趣融入院体画。晚宋文人画上升时期，诗书画大家赵孟坚擅长岁寒三友、墨水仙和墨兰，将院体画技法融入文人墨戏而消融无迹，成为对苏轼以来文人画重“神似”轻“形似”的纠偏，对入元宗室文人画家赵孟頫影响甚巨，也对后代文人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宋代艺术歌曲的发展

艺术歌曲（ｌｉｅｄ）一词起源于德国,很久以来在民间一直保持着纯粹的通俗体裁。直到１８ 世纪末叶才开始列入艺术体裁行列,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诗词与曲调紧密结合,使文学与音乐艺术得以完美的体现。而这样的艺术体裁在中国北宋年间（ 约公元１２ 世纪） 就已产生,它的发展与宋代音乐理论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中国艺术歌曲体裁早于德国艺术歌曲６００ 多年。     

浅谈宋代山水画的形与神

宋代山水是我国山水画法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个里程碑,宋代的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中把形和神作为评判画面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宋代的优秀山水画作品都可以被称为神品。这些作品中无论什么题材,构图都是为了使作品更加传神。从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到南北朝范镇提出"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都强调了形神的统一。形神兼备是中国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也是山水画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形和神是辩证关系,形是神的器具,是手段,而传神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在艺术创作中,之所以不满足其"形似"而强调于"神似",主要是因为"神似"的作品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物象的本质特征,从而塑造出感人的艺术作品。     

论民主集中制的三个维度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其概念具有复合性和多层面性的特征,文章拟从3个层面来理解民主集中制,即作为政党的组织原则,其核心是集中,民主是集中的手段;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其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计中;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原则,其核心是民主,民主贯穿公共政策的全过程。在理论上认识和界定民主集中制的不同维度及其应用领域,有利于在政治实践中正确把握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之在各个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会因产生错位和越位带来功能的紊乱。     

从全景山水到“一角半边”——宋代的绘画

~~从全景山水到“一角半边 ”——宋代的绘画@杨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