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文艺大众化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瞿秋白在苏区最重要的文艺贡献是进行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现实调适:在思想上,将因地制宜调整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在理论上,将文艺大众化思想现实制度化。在苏区,瞿秋白以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其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不仅与苏区戏剧大众化活动、工农大众艺术水乳交融,而且与苏区基础教育和民众战争宣传动员政策天然转换,最终生成中国本土化的集体写作政策。     

论中央苏区时期的妇女动员

妇女动员是中央苏区时期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维护妇女基本权益、开展广泛的革命思想宣传与职业技能教育构成其主要内容,并以其鲜明的时代特性构成苏区革命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民族工作

<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之一.它是在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的具体领导下,在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建立的黔东特区的基础上,经过红二、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奋斗而发展起来的.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口号的提出,并于次年七月建立了黔东特区起,经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巩固和扩大,到一九三六年春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最后退出,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历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赤色邮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赣、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普遍建立了赤色邮政,担负苏区党政军民的信件、文件、包裹和报刊的传递任务。在当时条件下,它对于加强根据地的交通、发展邮电通信事业,辅助苏区的军事通信,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湖南的土地革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正> 湘郭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长江南岸所开辟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从1933年12月“大村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并开始着手创建,到1936年春完全退出根据地,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艰     

舞台上的革命: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在我国戏剧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第一次有广大军民参与的新型群众性艺术运动,是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以革命的内容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以及浓郁的地域色彩,卓有成效地起到了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的作用,也是根据地军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的真实写照。苏区的戏剧运动是苏区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戏剧文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川陕苏区报刊宣传事业探析

川陕苏区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坚持出版了数十种红色报刊,用以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鼓舞教育人民大众、团结革命进步力量。苏区的红色报刊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完善的组织机构管理特点。针对根据地实际情况,苏区报刊做到了因地制宜与通俗易懂相结合,同时所刊文章内容丰富、目的明确。在充分发挥红色报刊的宣传革命思想主阵地作用下,苏区宣传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红军规模急剧扩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最终推动了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工作的开展,体现了文化宣传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浅析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是党领导当地群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活动的重要组织,是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群互动的重要纽带.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群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川陕苏区广大群众,广泛参与了土地革命、戒烟运动、扩充红军以及辅助红军军事斗争等革命活动,向人民大众宣传苏区的各项政纲和决策.这种方式不仅发挥了群众的自主性,也实现了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目标,对我们今天坚持“群众路线”依然有借鉴作用.     

湘鄂边苏区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

湘鄂边苏区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胡济民一、地方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湘鄂边地方革命武装，是随着苏区的开辟、扩展而逐步建立起来，并是在随着红军主力游击转战和敌人“围剿”不断加剧的形势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又到取消的过程。早在中央《两湖...     

苏区文艺的阵地建构与方向引领——论《红色中华》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

苏区文艺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苏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开辟了多种文艺专栏,发表了大量反映苏区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杂文、漫画、散文、戏剧、诗歌和评论。这些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卓有成效地构建了苏区文艺的阵地,引领了苏区文艺的发展方向,为苏区革命斗争和文艺大众化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川陕苏区党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

川陕苏区以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工作管道为依托,以切实维护群众物质利益为工作抓手,通过宣传、教育、动员与沟通等方式,对群众展开以启发阶级觉悟、调动革命热情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为苏区发展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为我们今天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川陕苏区红色歌谣初探

川陕苏区建设时期,根据地军民创作了数以万计脍炙人口的红色歌谣。红色歌谣反映的内容丰富,涉及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红色歌谣特征十分鲜明,达到了革命性和群众性的有机结合。红色歌谣对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革命宣传的号角和革命动员的鼓手。在价值上,红色歌谣不仅是革命年代革命友谊的见证,也是红军文化和红军精神的载体。     

1927-1934年苏区革命音乐的生成及其特征

处在1927-1934年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苏区,为了适应革命宣传工作的需要,发动、组织群众及文艺工作者,探索出采用民间音乐曲调形态编创革命歌曲进行革命宣传的方式。这种运用旧瓶装新酒方式编创容易被群众理解、接受的革命歌曲的做法,成为红军时期最活跃、最普及的文艺活动。但是在苏区音乐发展中,存在着简单化、艺术性弱的局限性,这对革命音乐的发展创新也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青年实话》探索苏区青年工作的历史考察

红色报刊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的《青年实话》,充分结合中央苏区方针政策及历史形势,切实了解与反映苏区青年革命心理与精神风貌,积极推行革命宣传、政治动员及科学生活知识教育等,成为指导苏区青年工作、教育引导苏区青年、提高苏区青年综合素质与革命热情的重要阵地。     

苏区文艺政策四大原则论

中国苏维埃运动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与传播策略是卓有成效的。这一修辞方式和传播策略突出表现为苏区文艺政策的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会娱乐原则等。作为“红军法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夯实了红军“宣传兵”、“宣传队”制度创新的体制化、法规化建设，而且它以“党规”、“军规”、“法规”的特殊性质和话语形态，成为苏区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开山的纲领”，为苏区文艺工作的开展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及法理基础。苏区文艺工作和文艺政策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若干基本问题考辨

长征中《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刊发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示应是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发出指示并特别突出瑶族、苗族,是因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认为这既是当时争取以瑶族、苗族为主的桂东北少数民族的支持以使红军顺利通过桂东北的需要,也是将来争取以苗族为主的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的支持以在湘鄂川黔边创造新苏区的需要;指示应是1934年11月29日或30日,至迟刊发于《红星》报,当然也有12月上旬刊发的可能.     

清末土家族革命诗人温朝钟和席正铭

清朝末年,是封建统治摇摇欲坠,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走向高潮。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文学成为革命斗争的武器。这个时期的进步诗人秋瑾、柳亚子等,多是革命家或同情革命的爱国者。湘鄂川黔边土家族地区,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进步诗人,温朝钟、席正铭就是土家族地区的革命者和进步诗人的杰出代表。     

异域“红色体验”与苏区文艺建设

苏区文艺是20世纪中国红色文艺发展的一次高峰。它是异域“红色”体验在苏区具体语境中的“延展”。异域“红色体验”不仅弥补了苏区文艺建设理论与经验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艺实践与现实脱节的危险。深入剖析异域“红色体验”对苏区文艺建设的影响对于审视马列主义与苏区文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黔东特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地位

黔东特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可低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１）黠东特区的工农武装潜力为红三军复兴革命力量提供了宝贵的能量，支持了中国革命大局中的小局转危为安，它同时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２）黔东特区重中之重的战略意义是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作为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要冲之地，它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准备了有利的作战条件；在黔东休整─新的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开创新苏区，为中央红军突围牵制了大量敌军。     

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正规化历程

陕甘苏区的创建和发展,正处于中国革命最黑暗的低潮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在西北擎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旗,发动和带领广大群众,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发展形成陕甘苏区,成为国内二次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为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又是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