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作准自然实验，采用SBM-GML方法构造全域GML指数来表征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政策效果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加大环境政策力度和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     

政府低碳财政政策的选择与优化研究——基于LMDI分析并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对广东省1995-2011年碳排放量进行LMDI分解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引起广东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降低有效抑制了广东省碳排放增加,产业结构变动的碳排放效应较小。因此政府应该把低碳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碳减排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低碳技术创新的力度,完善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财政政策,强化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扶持,促进广东省绿色低碳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

采用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进行试点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的碳减排,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3种微观机制达到碳减排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培育企业环保和绿色创新新业态,为企业提供技术补助和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等建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政府激励企业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视角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机制检验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的参与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果强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智力支撑。     

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利益考量与制度构想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化手段,有助于实现我国的自愿减排目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排放权交易的起点,存在诸多利益分化。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如果初始分配不合理,将导致利益失衡,从而降低污染治理效率。因此在实践中应采取灵活的机制,实现初始分配的公平,使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更多主体所接纳。     

城市的电商化转型能否推动低碳发展——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进步，城市电商化已经成为助力低碳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我国283个城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电商化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电商化显著减少碳排放和提升碳效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电商化对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城市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说明城市电商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效应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和提升城市的碳效率；进一步空间效应检验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不仅促进了本城市的低碳发展，还对周边城市有着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果为更好地发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效果并助力城市低碳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间品进口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破解环境资源约束存在的突出性问题,如何提升中间品生产质量以更早实现“双碳目标”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节点。基于2000—2014年WIOD投入产出数据,以中间品进口依赖的核算为切入点,在高维固定效应检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等检验下细致地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渠道。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可以显著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研发和经济增长对中间品进口与碳排放效率间的关系具有传导作用,提高研发质量、全面促进消费升级和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可以使中间品进口更好地发挥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用;中间品进口对发达国家碳排放效率的边际促进作用可能大于发展中国家,对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边际促进作用可能大于服务业。研究表明：进口中间品可以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点,可以适当鼓励制造业使用进口国外中间品,以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更快地实现“双碳”目标,共同推进绿色转型。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权交易研究现状和展望

碳权交易的实施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亦是这几年的研究热点。围绕碳权交易这一主题,基于1997—2023年国内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936篇相关文献,用CiteSpace软件从发文数量、关键词等角度研究其热点和趋势。并从概念界定、多种政策的对比与协同、政策效应、碳权交易市场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等具体维度对现有文献内容做了梳理与归纳,综合得出碳权交易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结果发现：文献数量逐渐增加,并在2010和2021年两个政策时点变动明显;碳权交易、碳权、低碳经济、碳市场是研究主流和焦点;我国碳权交易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借鉴摸索阶段、学习探索阶段及绿色低碳转型阶段。未来可对碳权交易与多领域交叉学习、多政策并用,以及如何实现其差异化、灵活化、完善化等方向展开进一步研究,推动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

利用中国2004—2018年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大气污染物浓度,表现出明显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污染产业转移实现污染减排;异质性分析发现,...     

京津冀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及达峰情景预测

京津冀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尚未完全脱钩,难以协同调控发展与减排。为缓解此类结构性矛盾,基于STIRPAT拓展模型,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运用通径分析揭示要素流动、产业协同、制度干预等因素对京津冀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从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层面设计调控情景进行达峰预测。研究发现:（1）转变河北的高碳排放模式是有效促进京津冀低碳转型的重要基础;（2）劳动生产率、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均促进京津冀碳排放,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均抑制京津冀碳排放。资本效率促进北京碳排放,而抑制天津、河北碳排放。此外,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是重要中介因素;（3）均衡调控情景下,京津冀整体、天津、河北均如期达峰。资本调控情景下,京津冀协同调控水平最高,河北达峰时间提前5年;人力调控情景下,京津冀协同调控水平最低,整体达峰时间推迟5年。     

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产业关联研究

物流业除自身消耗化石能源产生直接碳排放以外,还通过使用来自其他产业的中间品而形成间接碳排放.在从物流业自身角度分析其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产业关联维度研究与物流业碳排放关联度较大的具体产业,能够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对物流业的低碳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投入产出模型为理论基础,基于中国2012年和2017年4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将产业部门归并为9大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和产业关联效应分析方法,从物流业自身和产业关联两个角度,揭示物流业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原因.研究发现: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可分解为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且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和增加值系数效应贡献较大;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对物流业间接碳排放量贡献最大的产业为重制造业;物流业与重制造业处于非均衡融合发展阶段,物流业的发展对重制造业的依赖度较高.未来,物流企业需要减少对高污染技术、高碳性中间投入产品的依赖;管理部门需要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提高对产业部门间碳排放关联的重视程度,并制定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和搭建平台.     

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和节能减排三个视角,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全国总体上还是分三大地区来看,绿色金融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转型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均为正,即绿色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通过节能减排引导低碳经济,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采取积极培育绿色金融实力、大力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以碳金融助推东部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等对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FDI与碳排放强度

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焦点问题。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低碳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FDI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FDI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降碳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与FDI对碳排放强度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互联网对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构建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流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是应有之义.在对流通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度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利用2009—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影响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并且这种作用是通过交易成本的降低、市场需求的扩大以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来实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越大,互联网对流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地,地区分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交易成本、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且市场化程度和产业政策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在西部地区,交易成本、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和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也不明显.因而,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加大企业信息投入,推动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供需有效对接,以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有效发挥互联网促融合作用的重要途径.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政府激励方式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促进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全面检验了两种激励方式并行的情境下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其创新质量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挤出效应,但在较高创新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这种挤出效应表现并不明显;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促进效应,且这种激励效果在不同创新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存在差异;地区市场化水平显著弱化了财政补贴的挤出效应,同时强化了税收优惠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