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分析

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中国社会保险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社会保险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在分析社会保险和经济发展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通过建立社会保险和经济发展子系统的评价指标,利用2006—2017年间的数据,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中国社会保险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失调发展转变为低度协调,由颉颃阶段向良性耦合转变。具体来看,社会保险综合评价指标值从2006年的0.101提高到2017年的0.728,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值从2006年的0.074增加到2017年的0.257,尤其是2010年后,中国经济发展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动能转换,更为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经济效益的增长,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增长趋势在第二阶段显著高于第一阶段。以上发现为不断深化中国社会保险体系并促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分别从教育规模和保障以及农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等方面综合衡量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基于2007—2011年数据和熵值法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呈现提升趋势,但部分指标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表明,我国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东高西低”格局显著。从内部机制看,农村教育与农业效率提升关联度最高。推动我国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需要结合区域具体情况,完善农村教育体系,改善农业现代化对农村教育的要素支撑、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作用,实现二者上升循环。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的形成与演进

从自给自足型服务组织,到单纯市场交易型服务组织,再到服务供应链型服务组织,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构建的形成路径。以服务为纽带,构建“整合集成、协同响应、价值共创、共生共享”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生态系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创新的基本逻辑,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供应链取向的演进机理。     

论农业耦合侵权及其社会化救济

近年来,频发的农业环境侵权和农产品安全事故已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现行法律制度对农产品致害侵权规制失焦,分配弱势侵害人较一般侵权人更多的道义可责难义务,削弱了法律的评价作用.对农产品致害侵权的耦合性的研究,可为兼顾农产品致害侵权行为主体双方利益平衡找到答案：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是重要的出路.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

在厘清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与趋势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2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北京居首广西最末,相比2005年所有省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贵州增幅最大;2020年农业碳排放效率以天津居首山西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余下29个省份效率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青海增幅最大。（2）2020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以北京最高新疆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29个省份耦合协调度都有显著提升,且其中27个省份实现了层级跨越。总体看,截至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级及以上水平。（3）在整个考察期内,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高值省份通常与一个或多个高值省份相邻,而低值省份周边一般伴有一个或多个低值省份。同时,当前全国仍以低-低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处于落后态势。（4）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而在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后,耦合协调等级的稳定性已有动摇趋势,且极易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出现。     

中国农业社会化的发展潜力与路径探微

发展农业社会化是确保家庭经营能够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延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对中国农业社会化发展潜力的细化分析,认为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发展路径在于逐步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具体改革方向包括：对公益性供给主体进行改革重构,对市场化供给主体进行规范引导,对民间性供给主体给予政策扶持。     

组织结构视角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研究

基于组织结构的视角,以第一批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可以将我国现有的优秀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大致分为层级型、平台型和网络型三大类.研究发现,平台型和网络型服务模式在带动小农户、拓展服务内容、降低服务成本等方面,明显强于层级型服务模式.但是,平台型和网络型服务模式中的服务内容复杂繁多、所涉及资源要素偏多,往往需要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带动;而层级型服务模式中,很少需要龙头企业等工商资本介入,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整合服务资源的能力要求偏低,便于农民自发组织开展,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更具有推广的可行性.     

完善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对策思考

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对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剖析,在借鉴发达国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我国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的耦合协调分析

文章基于2016—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在熵权TOPSIS法评价我国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整体情况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运用相对发展度模型进一步探究耦合协调的发展类型。结果显示,我国中医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整体趋向协调发展;2020年15省达到一般协调并实现同步发展;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态势优于东西部地区,其耦合协调度指数五年平均增长量为0.095;东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平均水平为0.594,低于西部地区（0.679）,东部地区资源配置超前现象严重,西部地区则存在严重的资源配置不足。应因地制宜进行调整,纠正资源错配,实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协调发展。     

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优先序研究——基于15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并不平衡,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并未得到有效满足。从农户需求视角入手,综合运用首选项决定法、加权频数法和聚类分析三种方法,从整体和不同群组层面分析当前农户对种苗提供服务、农业技术服务、生产资料采购服务、生产计划安排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优先次序及差别。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等服务的需求迫切程度远高于其它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农业基础设施服务则排在最后;而具体研究方法的选取、区域、收入水平、是否合作社成员、受教育水平、经营类型等因素都会对优先序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应优先提供农户迫切需求的农业服务,并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差异导致的需求差异。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化”:概念、类型与主体辨析

农业社会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进过程,在中国大致经历了农户兼业化、农业商品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社会化四个阶段。目前,中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由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市场化龙头企业、科研教育单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四类供给主体构成,它们在体系中分别发挥着目标导向、经济适应、社会整合和模式维持的作用。为促进体系功能的优化,应坚持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开发利用农村社区层面的资源对服务机制进行创新。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构建：管理框架与组织模式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是达成主体合作、资源整合、协同响应的一种创新组织形式,服务供应链管理框架包括服务需求管理、资源与能力管理、关系管理、服务订单流程管理、信息技术管理和服务绩效管理。涉农服务的天禾模式、构建服务联合体的山西翼城模式、搭建平台的金丰公社模式、以农合联为平台的浙江“三位一体”模式和与农共生的新希望六和“担保鸡”服务模式等服务供应链的实践组织模式揭示了龙头企业性质、协同网络构建和制度设计的重要性。     

家庭经营经济要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相结合

提高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开辟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促进农业发展的新途径,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本文基于我们在农村中的体验,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家庭经营、我国国情的结合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般性服务内容及其发展完善应坚持的一些原则。     

数字时代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决策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静态离散博弈模型,并在可观测决策结果为参与者博弈均衡的假设下,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的样本数据,对数字时代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决策进行机理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决策不仅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选择,更是市场参与者的博弈均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驱动了专业农户的市场进入决策,但市场进入壁垒呈现明显的正向规模性偏好;在数字时代,潜在进入者间的“数字鸿沟”制约了服务市场发展中数字技术和农业技术的协同效应。因此,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过程中,应以数字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为重点,发展服务市场“金融”功能,提升服务主体数字化素养,营造服务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服务供需均衡、政策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文献量化研究：1978—2020年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完善的政策体系,本文系统搜集了1978—2020年公开发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文本,利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方法,首先从发文时间、政策主题两方面归纳政策总体发展趋势,其次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匹配视角分析了政策变迁的具体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发展经历了"制度创新—政策突破—逐步完善—全面推进"四个时期,其政策目标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征,政策工具结构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的错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