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基于内蒙古10个盟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以内蒙古2004—2013年10个盟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及各细分行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时采用虚拟变量法深入分析地区经济圈与其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各细分行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地区经济圈与其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要以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时要重点发展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逐步规范房地产业,明确地区经济圈产业定位,逐步发挥地区经济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会洗牌城市规模分布吗?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城市规模的正向作用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存在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能维持已有的中心—外围式分布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该格局.理论上,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和集聚效应出发,基于冰山成本、劳动力互补和知识溢出的理论,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异质性产生作用的机制.实证方面,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引入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交乘项验证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互补效应的异质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假设.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谨防重现区域性贫困.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财政分权、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文章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短期直接效应、长期直接效应大多显著,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锁定现象,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被锁定在本地或一定距离内的圈内城市之中。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将空间外部性与新新贸易理论相结合,推断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动态影响,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我国286个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均呈现显著倒U型特征;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之间的关系则呈现显著的正U型特征。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此外,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影响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和社会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流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破除物理时空壁垒,促进城际分工协作,深刻重塑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城市群空间体系由传统规模等级秩序向新时期均衡化发展模式演变。同时,城市群内多重要素流的交互联系推动形成网络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整体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强化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的赋能表现。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各类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包括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和创新要素网络。在理论框架指导下,文章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建立多源数据库,测算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以及基于三种联系流的网络外部性,总结特征事实,开展实证检验。基于特征事实的分析表明：我国19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相对梯度发展格局;大部分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个别城市群呈现极化发展态势;各城市群均形成一定的网络型空间结构,但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差距。基于实证检验的分析表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直接提升其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度,工具变量回归和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的结果保持稳健;现阶段城市群内物的流动相比于人的流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第三产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城市群空间极化发展;城市群内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的赋能表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调节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文章首次建立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框架,并通过特征事实阐释、实证检验分析等方法加以论证,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变革方向与优化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对促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特性重塑城市群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协同性提供重要支撑。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6年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市级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时间惯性”，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空间上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周围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则会抑制生态效率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城市等级规模有关，在特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生态效率；而在其他类型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考察对象,运用微观贸易数据,并结合其他城市层面数据构成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创新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三,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中起到抑制作用。由此,文章建议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的领先优势;制造业企业应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生产方式;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功能。     

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与经济协同发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为了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对其他城市发展的影响,以京津冀城市群为考察对象,选取区域内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以1995～2017年城市间的面板数据为实证样本,通过构建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两个计量模型,并对模型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考察、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就区域内中心城市是引领带动还是产生“虹吸效应”,高铁开通对城市协同发展有什么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有影响,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土地规模的不同集聚导致这一影响效应不同,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对这一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同时,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也有影响,且高铁开通在城市规模对经济协同发展影响的路径中也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吗？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相关效应,即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其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也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二,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但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其中交通便利度和政府行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     

长三角地区人口结构驱动绿色创新的 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依据人口经济理论,从人口的自然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3个维度选取8个前因条件变量,运用fsQCA和NCA方法,探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的人口组态与路径。结果显示：单一人口结构指标均不构成城市高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存在5条路径,即全面提升驱动型、科教驱动型,城镇化-科技驱动型、城市集聚-科教驱动型和科教-老龄化驱动型;科技研发人口是所有组态的核心条件,对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具有普适性作用;七普时,人口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效应更大,且老龄化作用显化,组态和路径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