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轨迹及其影响

族群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有效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将是关乎国家团结统一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随着族群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族群的认同总是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波动性变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和认同的自我调整,这种情况在移民国家更为明显。在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氛围高涨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互动轨迹、影响因素及配合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解析双重认同存在的根源,以为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族群认同的认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借鉴。     

中越边境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以云南地西北边民互市点为例

当前中越边境沿线的边民互市点,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和集市范畴,具有广泛和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内含。搞好边民互市点的建设和管理,对促进我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族群互动、增强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生产力发展是交往的基础.民族平等和经济进步是族群婚姻互动的前提.文章运用交往与民族融合的理论,分析贺州各民族、族群交往及婚姻互动的演变过程.认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是由族群内部产生的、源于族群本身内力推动的、自然的、自觉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正确引导、推动.族群关系融洽,离不开交往与接触,而婚姻互动又是交往与接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促进各民族、族群间的融合.     

族群互动背景下的明清澳门建筑文化特色

族群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就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理论探讨,并积极开展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其中,族群关系对建筑文化生成与变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澳门城市发展史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色彩,是研究族群互动的经典场域。本文通过族群互动理论的视角,在简要回顾澳门历史发展过程、梳理明清澳门族群构成与互动形式的基础上,分四个时期深入剖析了1557年至1849年澳门建筑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指出族群之间或和谐或矛盾的关系都会在建筑文化上体现出来,建筑文化表达的是族群互动的结果;建筑发展过程与族群生存、生产及精神等需求紧密相关;建筑是物质财富的重要体现,澳门建筑发展既与中葡两类族群的职业属性及整体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各自族群的营造传统相连;建筑文化决不仅是温文尔雅、自然和谐地形成的,更多的是在矛盾、磨合、对抗中形成的;政权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是族群互动的基石与依靠,明清澳门建筑发展过程更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现代性视阈下的族群再理解——基于理论与田野的思考

族群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以挪威人类学家巴特为代表的“边界论”对族群研究的理论范式有着深刻影响。“边界论”指出,族群不是一种本质化的现象,而是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与社会过程中理解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的生成过程。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个体能动性的增强,族群认同会在个体人生历程中不断生成,也具有更加多变的特征。由此,在讨论族群问题时,我们需要区分族群的政治维度与社会维度,前者是当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范畴,是相对固定的,后者则呈现自发性、流变性的特点。营造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可以降低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

粤东客家地区几个族群互动研究案例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或称原生论)与情境论(或称工具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虽说是基于语言、血缘、习俗等文化特质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族群的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粤东地区的调查点还说明,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这些观点都有利于族群研究的深化.     

族群互动下的语言接触——以广西富川为例

族群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互动必然要以语言为沟通手段,族群互动产生语言接触。本文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结合该县各族群文化交往的历史和语言演变的进程,探讨族群互动中语言接触的特点和规律。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回回”原为一个以宗教来认同的族群集体。建国以后 ,国家承认了“回回”的民族身份 ,定名为回族 ,并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进一步将原一律包含进“回回人”中的别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如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这样 ,在甘青宁地区穆斯林社会中又出现了一道新的社会边界———民族。那么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在这个由宗教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互动关联体系的社会中 ,人们如何区分群体 ?怎样确定群体之间的互动规则 ?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认定的民族边界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族群边界是什么 ?本文试图以保安族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族群身份之论争: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郝瑞与李绍明的论争分析

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与中国民族学家李绍明展开的关于民族和族群的论争,是在中国人类学走向国际化的一次交流与互动.     

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

本文通过对黔西北穿青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活和族群身份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认为穿青人族群身份的变动过程,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了族群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整合的关系,是多重因素建构的结果.此间所蕴含的逻辑、机制、模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观念形态,无疑为我们深刻理解族群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选举民主与族群冲突:断裂型多族群国家的民主化困局

断裂型多族群国家在自上而下推行选举民主后,形成了事实上的族群性政党竞争制,这种制度不但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和国家整合,反而放大了族裔差异的政治化程度,加剧了族群冲突。本文分析了断裂型多族群国家民主化转型加剧族群冲突与族群暴力的制度原因和基本机制。在这些国家,只有政治精英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推进国家构建和社会整合,使国家的社会形态从断裂型多族群社会转变到中度分化型社会,并朝低度多样性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断裂的族群结构形态,才具有实行民主的社会条件。     

族群互动中的文化自觉——以广西客家族群关系为例

本文以广西客家族群关系为例,探讨族群关系在文化自觉的指令下,族群互动的方式、特征、规律及其作用.认为以文化自觉为指导的族群互动体现了国内族群关系的一般规律与特征;造就了和谐的族群关系,使客家文化成功转型不断创新,并使客家族群和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文化自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对构建现代和谐的国内国际族群关系具有显著意义与作用.     

家庭、族群与国家:一所高级中学的教育民族志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教育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具有现代素质的公民,从族群的需求来看民族教育是为民族地区培养本土化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合格劳动者,从家庭来看,教育是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因此,民族地区的教育一要承担民族地区国民教育的功能,二要承担传承与弘扬族群文化的功能,三要为家庭培养人身心健康,具备幸福生活能力的人。但目前的教育模式更多时候是按照自身逻辑体系来运行,更多地强调国家的意志,而社会、族群和家庭的需求得不到重视,本研究尝试对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一所高级中学Q校进行田野研究,分析国家对教育的设计与社会各界、族群、家庭需求之间的矛盾。     

彝族社会中"尔普"形式的变迁

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尔普”(份子钱 )是一种礼物交换形式。对“尔普”的研究和分析 ,可有助于人们理解凉山彝族社会。“尔普”本来是维系彝族传统社会宗族内部亲属组织的纽带 ,由于文化变迁的原因 ,后来发展出了跨宗族的“尔普”新形式 ,又由于族群互动的原因 ,还产生了跨越族群的“尔普”形式。“尔普”形式的变迁是族群互动下的一种文化变迁形式 ,其动力来源于彝、汉两族的互动关系。彝族社会中“尔普”的变迁形式是人类学关于族群互动下的文化变迁理论的鲜活事例。     

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

资源竞争理论认为,族群符号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在社会系统内争夺各种资源,从而建构起族群之间的社会边界。因此,社会竞争的需要及个体与群体的应对策略,是族群建构的根本动力。本文从理论层面回顾了西方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的起源、演进线索与一些经典研究案例,并与之进行对话,尝试分析其理论的局限性。同时,也尝试将国家作为一个变量带入到这个理论对话中来,从而为资源竞争理论以社会为中心的取向,补充一个国家视角,分析国家作为竞争协调者的重要角色与作用及其对族群建构的影响。     

维汉关系中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

民族问题是现代国家中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处理得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本文以族群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新疆两大族群--维汉族群关系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认同提供政策建议.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族群边界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多民族国家中,族群与族群之间不乏“边界”符号。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目前较少从族群边界理论的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通过引入族群边界的多级过程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强调族群间不存在永恒的边界,正视族群边界将更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划分为“外边界与内边界”,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边界需要合理运用“制度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网络”等因素,以期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制度、组织、文化和历史”的四重在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需要维持其“政治显著性、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和历史稳定性”,各民族采取多样的互动策略可加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相对流动。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边界的特征及互动策略,形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