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     

《南齐书》考疑(七)

《卷一·高帝纪上》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 (陵 ) (阳 )王抚军参军、建康令 (中华书局 1972年 1月版点校本 ,第 4页 ,下同 )。按 :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 :“张森楷《校勘记》云 :‘终宋世无西陵王 ,“陵”当为“阳” ,各本并讹。’按《宋书·豫章王子尚传》 ,孝建三年 ,年六岁 ,封西阳王 ,大明二年 ,加抚军将军。作‘西阳王’是 ,今据改。”考《宋书·孝武十四王传》 ,孝武帝次子子尚于孝建三年封西阳王 ,迁北中郎将、扬州刺史 ,大明二年加抚军将军。建康为扬州之属县 ,故萧道成乃得以子尚抚军府佐而领建康令。然员外郎与直阁中书…     

南朝乐府中的“扬州”

南朝乐府《吴声西曲》中有不少诗提到“扬州”,如“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懊侬歌》)“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不断流。”(《莫愁歌》)“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襄阳乐》)这里的“扬州”并不是隋唐以来的扬州,如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隋唐以来     

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

鉴真和上失明事,《宋高僧传》十四《鉴真传》不载,仅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样说过,曰天宝九载(七五○)和上由广州到韶州,“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爱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既言眼光暗昧,胡人能治,请他疗治,应该眼遂复明,今日失明,似不合文理。《传》又言和上由韶州回到江宁时,弟子灵祐来见,说“大和上远向海东,自谓一生不获再觐,今日亲礼,诚如盲龟开目见日”。龟虽可说是灵物,盲总不是美词。如果老师这时是     

禹杀父,启屠母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续博物志》:“[祝其]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元和志》同。”杨宽先生云:“俗谓羽山为惩父山,当必先有禹惩鲧之传说。”(《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下)案:鲧殛死。[清]刘梦鹏《屈子章句》曾疑《天问》“勤子屠母”暗指禹之“屠父”,虽非是,亦石破天惊之语矣。观《淮南子·修务训》及高注禹“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岂夏人传统巫术有以酋长或其替身祭神禳灾之习惯欤?禹之“惩父”或“殛父”,或因其治水不成,乃以其“替身”为牺(或以象征性之献祭仪式)以平息神怒、禳息洪祸,或如后代之“奠基祭”(Feundation     

“章华台”之沿革

“章华台”是著名的楚国古建筑,每每见于史载及文人之歌咏。新版《辞海》说“章华台”凡有四:一为华容之章华(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南古华容县城内);二为城父之章华(在今安徽毫县东南古城父境内);三为汝阳之章华(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南古汝阳城内);四为“豫章台”(在今湖北沙市)。本文着重对一、四两处进行考察。华容之章华“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张衡《东京赋》)。这是“章华台”见于古人文艺     

“爪牙”不是指“祈父”

《古代汉语讲授纲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版,以下简称“纲要”)第六九页说:“……‘爪牙’,在先秦指武臣,也泛指辅佐君主的人,是一个带有赞美意味的词。《诗经·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这首诗是歌颂祈父的,作者选用爪牙这个词来指祈父的地位和作用。” 今按:“爪牙”当是自指而不是指“祈父”,是自褒而不是褒祈父。这句是爪牙之士对职掌兵甲大权的祈父(即司马)的愤慨责问。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祈父》的有关章句和前人的注疏摘录出来。     

李白为什么自号“青莲居士”?

李白有“谪仙人”、“酒仙翁”、“青莲居士”三个别号,就中以“青莲居士”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后人常称李白为“李青莲”。 李白为什么自号青莲居士呢?明人陈继儒《眉公秘笈》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莲乡,故号青莲。”把青莲居士和青莲乡挂起钩来,持此说者颇多,例如,《辞海》“青莲乡”条云:“唐时属绵州昌明县,即今四川江油县南青莲场。诗人李白幼时随父自碎叶迁居于此,故自号青莲居士,人称李青莲或青莲学士。”游国恩先生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云:李白“诞生于中亚碎叶,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     

对《天宝文学编年史》一点辨正

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第一五○——一五一页记载了李白天宝十三年春夏之间的交游事迹,谓“李白本年五十四岁。春游金陵,与江宁令杨利物同游玄武湖,有诗纪之。五月到扬州,与魏万(后改名颢)相遇。”这段记载与事实是大相径庭的。首先,李白“五月到扬州,与魏万相遇”,就是明显错误的。熊氏只抓住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五月造我语”一句认定是年五月是魏万初访李白的时间,并推论李白“五月到扬州”。其实,这里“五月”犹言数月,王琦说:“太白诗曰:‘五月造我语,知非佁儗人’是其相处之久,自春徂夏,凡数月……”(王琦《李太白年谱》天宝十三年下注)是正确的。由于此诗未能提供答案,应该再读一读当事人魏万赠李白诗,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对此说得十分确定:“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参证李白赠诗之小序,所转述魏万行踪正与相合。由此判断:李白并非“五月到扬州”,而是春天已在扬州,     

章学诚与《湖北通志》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卒于嘉庆六年(1738——1801),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其父名镳,乾隆八年进士,十六年(1751)任湖北应城知县,章学诚随父至应城,时年十四岁。自此之后,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及其方志学理论与实践都和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章学诚自幼不喜章句之学,而好读史,十五六岁“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等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几及百     

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

<正> 《旧唐书》、《南部新书》等谓李白是山东人,安旗《李白纵横探》称:任城(今山东济南市)是李“第二故乡”,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是有不少记载的。首先要搞明白:“寄家”是流寓所在,有别于祖籍和客籍。李白自称“陇西布衣”(《与韩荆州书》)或“本家陇西人”(《赠张相镐》),是指其祖籍陇西成纪。神龙元年(705)李白随父迁至四川彰明县(今四川江由县)定居,是为客居。之后,李白由此出游,曾流寓湖北安陆,婚许氏,生女平阳;再携妻女流寓山东任城,生子伯禽。在这期间,不管李白出游多久,其妻子儿女寄居任城二十三年不动,说是“寄家”或“第二故乡”都是可以的。     

书场内外:新见《申报》所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考释

新发现《申报》所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十六则,均不见于相关研究论著.胡廷龄《扬州评话小史》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扬州评话发展史的学术文章;老舒《记扬州评话家康、王》一文记载了康又华、王少堂等名家在沪上书场的说书时况,并进一步提出了扬州评话“追古励今、雅俗共赏”的重要艺术准则.同时,《申报》中有十四则关于扬州评话在上海各电台和书场的演播说书史料,关涉到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艺术家的相关曲目,这标志着百余年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的时兴方式进行演播,极大地拓展了其传播和普及程度.通过这些史料考梳,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扬州评语历史起源与发展的认识与研究.     

瘴雨海棠写归魂——谈宋代词人秦观在广西

“江边不见海棠花,两岸垂杨集暮鸦。路上客寻秦氏邸,桥头谁是祝生家。雨声怕向愁边听,风景还堪醉里夸。驷马尚期他日过,题诗聊且记年华。”这是明人黄衷写的《海棠祠》诗。海棠祠,原为淮海书院,在横州(今广西横县)城西海棠桥附近。这是后人为纪念宋代著名词人秦观而建立的祠堂。秦观(1049—1100),字太虛,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县)人。二十九岁时,他谒苏轼于彭城(今江苏徐州),苏轼看到他写的《黄鹤楼赋》极为称赞,“以为有屈(原)宋(玉)才”(见《宋史》本传)。三十九岁中进士。不久,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又由于苏轼的推荐调回京都(今河南开封),任太常博士,迁秘书省正     

冯梦龙著述补遗二则

容肇祖的《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和谢巍的《冯梦龙著述考补》(《文献》第十四辑),以及易名的补正等(见《文献》第二十四期)文章都对冯梦龙的全部著述进行了考补,近来笔者复得二则冯梦龙著述佚篇。《纲鉴统一》三十九卷论题二卷,作者署名:古吴冯梦龙犹龙父辑,男焴参阅。     

《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鸣问题

<正>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著名作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随着对它研究的深入,很自然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 (一) 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问题。这个问题分歧很大。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祭父文》中写道:“我父……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数万言。”蒲松龄一生活了七十六岁,所谓“暮年”云云,最早也应在六十岁左右。可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却说:     

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

战国封建论者以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为据,说明商周的“臣”、“众”、 “驭”、“鬲”、“人鬲”、“五夫效父”是奴隶,论证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然而,经过认真的译注,切实的辨析,我觉得他们引用的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被他们曲解了,而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恰恰说明商周的“臣”、“众”、“驭”、 “鬲”、“人鬲”、“五夫效父”不是奴隶,反而证实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 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令鼎》定为成王时器。他在《释臣宰》和《驳〈实奄字说〉》中摘录了《令鼎》金文(释文)的一句话,证明“臣”是奴隶,现抄如下:     

岛夷释

今本《尚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西汉孔安国对此解释说;“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后人据此考订岛夷方位,有以冀州岛夷为靺鞨,地在我国东北;扬州岛夷为日本以及渤海诸岛(《史记·夏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又有以冀州岛夷为朝鲜,扬州岛夷为日本(清胡渭《禹贡锥指》卷2、卷6)。近周维衍同志发表《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主张扬州岛夷为台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东塾先生读书著述年表

“生平无事可述,惟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耳。”——东塾先生《自述》一八一○年(清嘉庆十五年庚午春二月十九日)生。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六岁。入塾,读《论语》。一八一八年(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八岁。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一八一九年(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九岁。读《孟子》、《诗》、《易》、《书》。一八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岁。读《尚书》、《礼记》。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壬午)十二岁。读《左传》。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丁亥)十七岁。肄业于粤秀书院。“复问诗学于张南山先生”,“问经学于侯君漠先生。”(自述) 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辛卯)二十一岁。读《四库简明目录》。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壬辰)二十二岁。读《禹贡锥指》。学算。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甲午)二十四岁。著《汉地理图》。读《文选》,治《谷梁春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翻译问题——记出版界的一桩公案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译本,一九六○年出单行本时为什么改版?(五七年本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六○年单行本全改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英文: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俄文:ТОЖаестВМЫШЛенияибЫтия(注)中文一般都是译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都是这样译的。一九五七年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中译本,也是这样译的。一九六○年出十四卷的单行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