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变动趋势研究

利用1982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从区域、省份、城市等层面分析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变动趋势。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从区域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向东部地区集中,越来越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从省级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省份,前5个流动人口最多的省(市、区)吸纳了全国一半的流动人口;从城市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城市,表现出突出的极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正在形成一个由35个左右城市构成的沿海城市带,它们吸收了全国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集中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此乃制定与流动人口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     

中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变动特征(2000—2015)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分别从区域(东、中、西三大区域和八大经济带)、省、城市等层面分析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变动特征。鉴于跨省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分布上的明显差异,特别关注这两类流动人口之间的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整体集中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一定程度的分散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分散化趋势主要源于省内人口流动;跨省流动人口仍然强劲地向东部、东部沿海城市高度集中。这些趋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客观基础。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Logit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结论认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而非纯粹的"预期收入"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结合流入地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定居意愿是衡量流动人口转向稳定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实则包含了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两方面的内容。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方法,重点从与制度结构相关的“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两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居留-落户”的定居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地禀赋性因素的“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性因素的“拉动”效应对流动人口不同层面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责任、情感、伦理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经济融入、社会与文化接纳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与财富价值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城乡区位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制度融入因素、生活融入因素、身份认同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定居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对于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政府应该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建设、增强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等融合水平;对于没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也需为其“回流”后在户籍地的再次融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不同流入地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了解不同流入地的青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为建立稳固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提升青年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提供理论基础.文章根据2015年3～5月对北京、上海和深圳年龄介于18～35岁青年流动人口的调查,对符合条件的2998名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入地的青年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水平存在差异(P＜0.001),北京地区的青年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最高,深圳最低;不同流入地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均有正向影响(P＜0.001);不同流动类型、教育程度、经济融入状况、健康状况的青年流动人口,其生活满意度水平存在差异(P＜0.05).政府部门应协同合作,结合属地情况,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水平.     

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分析

流动人口规模的未来增减问题时于一个城市制定长远目标,规划城市建设和市政设施等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的重要流入地,北京市流动人口近年来数量急剧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的未来变动趋势是当前社会管理和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变动历史趋势分析

本文探讨了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历史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受到政府政策和城市经济形势的明显影响在政策鼓励和经济发展迅速时,流动人口规模就大而且增长迅速.反之,则其规模小而且迅速减少虽然政策对流动人口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但其影响作用不是无限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增长也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而不能盲目发展.由此决定了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基本思路是既不能盲目限制和排斥,又不能任其发展,听之任之.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

本文采用2014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年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2014年高出26％.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流入地地域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Oaxaca分解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63.67...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

本文基于一项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所做的问卷调查 ,探讨了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结果表明 ,即使没有户籍制度这一障碍 ,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其在流入地的生存能力和家庭策略、市场需求波动和企业用工策略等一系列非户籍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 ,在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要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外的更广泛领域考察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问题。     

京津冀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京津冀流动人口县级截面数据和定量模型,对影响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域单元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各地区流动人口增长的内部差异明显;无论京津冀区域外还是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均向北京市和天津市集聚;近几年京津冀流动人口增速虽然减缓,但向京津集聚的趋势未变.研究结果表明,在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中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影响最大,社会因素的影响次之,流动人口密度滞后效应再次,平均海拔影响因素最小.基于此,提出制定倾向河北省的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包括注重发展河北省第三产业,增加河北省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作者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证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男性比女性、已婚者比未婚者年龄大、收入高。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时间和年龄的增长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流动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只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掌握了生产技术并积累起工作经验后,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才能相对稳定下来。一部分流动人口已明确表示愿意在打工地区定居下来,且收入相对较高或家乡与就业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正式迁移,男性和受教育年限较长者移民经济发达地区的愿望也更明显。     

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低效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流动人口管理是我国城市尤其是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难题。以北京市为例,尽管政府采取了证件管理等方式,但收效甚微,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仍处在管理的真空地带。从流动人口需求入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是实施城市流动人口有效管理的根本途径。     

公共财政视角下城市流动人口的界定

持续和高位增长的城市流动人口有着对城市公共品的强烈需求,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品,是城市政府履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的重要内容。现有城市流动人口的界定,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品的现实需要。在公共财政视角下,基于城市公共品的非排他性、空间地域性和社会选择性,对城市流动人口进行重新界定,以满足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品的现实需要。     

西宁市流动人口的调查与城市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宁市流动人口迅速增加,这一方面加速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城市社会融合带来了诸多问题,妥善解决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是当前城市社会管理中一项迫切任务,为此必须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等方面入手,加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而构建和谐西宁。     

广东省流动人口典型化特征识别与启示

广东省是经济人口大省和全国人口流动主要目的地,识别其流动人口的典型化特征有利于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广东省流动人口的构成和来源地情况,研究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特征,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广东省流动人口具有规模大、年龄结构轻、抚养比低、受教育程度高、分布聚集度高等特征,为广东省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本文提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提升流动人口规模质量,促进流动人口分布与广东省经济发展格局协调匹配等建议。     

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15年和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呈现规模扩大化、结构核心化和转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4人户及以上所占比重有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即夫妻和子女或未婚子女和父母一起流动成为当前主要的流动模式;三代主干家庭在流入地得以维系,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分裂而又聚合的多元化态势.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层面的代际差异和职业类型、家庭层面的收支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户籍制度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进程,流动人口家庭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急迫.     

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2年东部十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远远多于Ⅰ型小城市,住房性质成为经济因素中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最为突出且普遍的因素,而社会因素对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城市适应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本文采用序次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的研究方法,以2012年上半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黑龙江省数据库)为依据,考察了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将城市适应解构为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和总体留居决策四个维度,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讨论流动人口总体、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研究表明,稳定且体面的职业、一定的收入是其体验主观幸福感的基础;积极的生活方式、以老乡为主的社会网络、居住证和医疗保障资格的获得、对城市的喜爱、融入感知和留居意愿等对主观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工作强度、对歧视的感知等有制约作用。城-城、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