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可行: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破解多重城市治理难题,亟待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和不断创新。而审视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不仅能够精准界定可行创新空间,也能避免城市治理创新行为的失控。以武汉城管采用“呼你撕”手段治理城市“牛皮癣”为例,既要分析创新举措的运作逻辑,也要正视其演变为“呼死你”的隐忧。一方面,武汉市将“城管被动处理”变为“当事人主动上门”,实现了“我要治理”到“要我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呼你撕”系统分类比较成熟,电话和短信提醒比例随当事人反应而调整,体现了武汉市对城市治理创新边界的高超拿捏。从中可知,各级政府既要敢于为创新城市治理提供机遇与平台,并创设必要的容错机制,增多城市治理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坚守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绝不能逾越法律、制度以及技术红线,更不能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中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突破——以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

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要求实现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以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要方式的、以安全与和谐为主要体现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政府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层级过多、效能低下、活力不足、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等缺陷.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层级、明确各级政府层级的职责和功能、强化条块之间的协调合作、激发多元参与主体的活力等,从而构建一个“层级合理、职能融合”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     

协同治理视域下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路径

在全球化与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社会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与尖锐化,社会治理的难度日益增强,越来越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优势。尤其是积极应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下推进政府“统管”向政府“治理”转型,建构一种协同治理体制格局。作为一种体现“官民共治”之善治精神的治理形式,协同治理是未来治理创新的战略选择。     

数字政府空间的协同价值共创：识别与实现

数字政府空间是数字政府治理的要素和公共需求表达在虚拟数字空间的表现形式,其中包含了以“政-企-民”互动为表征形式进行公共价值创造、表达与输出的过程与结构。作为公共价值子集“治理能力提升”的一种表现形式,协同价值识别是对协同效能提升程度的考察,体现为社会组织、数字企业家、公众对公平协作、互信空间、赋权合法性和主体伙伴关系建构的共同期望,包括主体构成、互动关系、权利结构与系统情境四个主要维度。识别和定义协同价值不仅揭示了数字政府空间治理“共识导向”的公共价值建构过程,也阐明了协同价值共创是多元主体合作关系谱系重构、技术深度融合和制度全面创新的结果。文章结合数字政府空间的治理场景,以价值共创为理念内核,构建了以“政-企-民”三元互动为核心,以赋权、赋能及确权为动能的数字政府空间协同价值实现路径,借以重构协同价值表达、发现及实现的空间网络逻辑。     

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如何构建电子化政府

电子化政府是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政府治理和服务的整合概念,其内涵在于建立一个“虚拟政府”,为公民提供方便、快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电子化政府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政府信息的公开、政府业务的电子化、政府服务的创新,以及信息技术与政府再造的整合等。     

基层政府“控制-自主”式创新模式研究——以S省D区数字政府改革为例

政府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所谓“控制-自主”式创新,是指在基层政府创新过程中,上级掌握着创新的目标、标准、领域,基层政府在上级的总体掌控下可以自主开展创新的一种创新行为模式。“控制-自主”式创新既不是严格的顶层设计,又不是放任自由的自主探索,而是居于二者的中间形态。同时,它又不局限于简单的“请示授权”,而更为深刻地展现了基层政府创新的复杂过程。“控制-自主”式创新的鲜明特征是纵向政府间的互动。“控制-自主”式创新模式既能发挥上级(高层级政府)的积极性,又能激发下级(地方、基层政府)的积极性,既有助于强化上级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功能,又能够赋予下级自主性,保持地方活力,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机遇、挑战与展望：“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

“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相关政策,各地“互联网＋”行动发展势头良好。推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在面临诸多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政府治理模式将发生重大变革,政府治理创新还存在四大瓶颈制约。实现“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两方面着力,树立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公开导向、开放导向、共享导向和竞争导向的理念,构建“互联网＋”规则体系,打开“互联网＋”亲民门户,突破“互联网＋”技术瓶颈,提升“互联网＋”素质能力。     

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积极政府的理论视角,从行动边界、行动特征、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行动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共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探讨;从力量吸纳度和行动主动性两个维度出发,将政府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划分为“积极政府”“灭火式政府”“消极政府”和“无力型政府”。通过分析集中整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案例发现,相关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积极政府特征。积极政府是对政府边界问题的良好回应。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是其有效实践路径,三者均是积极的政府行为,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治理的良性循环;实践中,要坚持源头治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借助信息化手段,逐步迈向高效能治理。     

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今时代，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内部，它越来越多地与公民社会发展、地方治理成长发生着关系。从实践上来看，地方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创新的一种趋向，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分析框架对地方治理的基本内容、社会根基，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以及实现路径选择进行了论述。     

省外川人与1936-1937年川省旱灾之救济

1936—1937年,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旱灾初期,政府与民众普遍表现出漠视态度,救济情况不容乐观。此时,省外川人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川灾救济,一定程度改变了之前的救济状况。省外川人建立了一大批川灾救济组织,积极进行宣传与筹款,扮演极为重要的救济角色。此外,省外川人周旋于刘湘、蒋介石之间,既帮助川省府获得中央经济上的支持,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央牵制川省的帮手,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基于政务微博的行政伦理研究

基于自媒体特征优势而凸显出其实用效能的政务微博已被纳入各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内容之中。由模式演进与中西方研究状况可知,行政伦理研究正趋于规范化,责任意识凸显,基于政务微博的行政伦理研究日渐重要。我国政务微博发展可划分为微博示政、微博问政、微博行政三个阶段,可通过案例分析、概念凝练、运行过程和规约方式研究来构建合乎理性的政务微博条件下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多学科交叉及其不确定性决定了基于政务微博的行政伦理研究必然要涉及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电子网络技术等多学科领域。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实证主义、系统整合、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最终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伦理规约。     

将政府本体带回来——政府研究的议题演变与方法演进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整体而言,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学术的发展进步是显著的,成为中国政府改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近年来受“政治学公共管理化”“政府研究治理化”等发展趋势的影响,“作为场域的政府”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成果数量和关注热度上占据主导。宏观、重大议题开始“遇冷”,基础性研究逐渐边缘化。为此,“作为本体的政府”研究应重新被带回政治学界,把握好两类政府研究之间的平衡,融入时代大局,聚焦核心问题,形成有效对话,实现重点突破,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信息技术与乡村创业组织的创新实践

在互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通过新兴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和组织关系,形成家庭网店、代工合作社和一体化企业三类新创组织。借鉴制度创业理论,以互动建构为分析框架,延续“差序格局”的研究路径,探讨新生代农民如何运用乡土的关系策略进行创业组织的创新实践。关系策略的实施立足于新生代农民的自我建构,依托“推己及人”的传统伦理进行关系外推和关系内聚的双向运动,实现对组织内文化性和工具性张力的商榷,并逐渐形成共生的创业生态群。这一双向运动表现为:一方面以“己”为中心不断“外推”,将传统“仁爱”情感作为“圈化”动力;另一方面将“己-人”作为判断自我与他者关系亲疏的依据,融合互认因素,建构“自己人”的共同意识。关系策略推动“互联网+”创业组织逐级演进,促使技术更迭并形成组织规模上差异化的创新实践。     

中国“政府减灾行政”管理建设研究

“政府减灾行政”是在以城市综合减灾管理为研究对象时总括出的新概念,其含义旨在从理论上强调政府在防灾减灾上的特殊作用。本文从观念、制度等创新上提出了建设“政府减灾行政”系统的思路。     

“立朝与立市”:从《周礼》看中国传统市政的职能与理念

现代意义上的市政是指对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而《周礼》中的市政概念除了“掌其卖儥之事”,即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管理之外,还有着“封邦建国立社稷”的深层政治意蕴。其“面朝后市”不仅是“市”与“城”关系的管理规则,且体现出封建社会“国王理朝政”“王后理市政”的家天下理念。     

策略博弈、约束性激励与规制“软化”

作为政府缓解生态治理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环境规制已经渗透到环境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外部不经济性”是造成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而环境规制的悖论即是规制主体间策略博弈和激励结构重组的缺失使其呈现出局部有效和范围性失控的规制“软化”结果,并非整体性的规制失灵。策略博弈表现为政企联盟和央地“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目标置换和过程异化。约束性激励表现为央地之间的激励错配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激励阻滞,过度关注晋升的“硬指标”。为扭转规制“软化”局面,应采取“助推式”环境规制,逐渐从命令—控制式规制工具向混合式规制工具转变,从约束性激励向兼容性激励转变,从策略博弈向动态均衡博弈转变,实现环境规制“软化”向制度创新的过程转变。     

市场与20世纪前期的农村危机（1900—1937）

20世纪前期的农村危机主要是市场危机。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趋势下,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失灵,"看不见的手"不能合理配置资源,农村资源单向度流向城市,而国家却没有展示"纠错"的强大能力,在"大市场"面前展示了"弱政府"性格,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这场农村危机又可称为国家危机。农村危机的出路需要"强政府"的积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