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山案看我国境外追逃的法律问题——兼与赖昌星案比较

虽然在加拿大经历了漫长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但是高山最终是被"劝返"回国的。高山案和赖昌星案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人出逃时的身份、在加拿大的诉讼程序以及回国的方式都不相同。从高山案反思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可以看到高山回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反映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正日趋完善,但仍需要进一步开拓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新领域。     

异地城商行经营管理模式研究

在目前不鼓励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监管思路下,大量中小型城商行失去快速在异地设点的机会。已经成立的异地机构的发展将成为决定一家城商行发展高度和当地金融生态形成的重要衡量因素。本文探讨异地城商行根据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经济金融形势下,打造区域中心金融影响力,加快形成与区域发展定位、经济资源分布、产业结构特点和区域信用状况相契合的业务发展布局,提高对深圳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贡献度。     

论法治化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不断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修改完善了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以及惩治行贿犯罪的规定,同时不断加强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打虎”“拍蝇”“猎狐”,跨境追逃追赃取得新突破,彰显了我国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际上仍有对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的误读甚至曲解,这不仅给追逃追赃刑事司法与执法合作带来困难,而且也有损我国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影响力乃至国家形象。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影响力以反腐败的成功经验为事实基础,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为重要途径,以反腐败工作对外传播为直接载体。当前,在以成功的追逃追赃实践引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同时,仍需要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依靠大数据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与反洗钱的结合,提高追逃追赃成功率,努力创新反腐败工作对外传播的理念和方式,提升我国反腐败治理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反腐败治理体系。     

论非法集资犯罪多次追诉的合理限制

非法集资犯罪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为由补充起诉或另案起诉的现象较为普遍,多次追诉问题由此而生。非法集资犯罪属于集合犯,应从整体上进行刑法评价,在诉讼法上属于一个自然事实,补充起诉或另案起诉实质上系同一犯罪事实内的补全起诉。在前诉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保障审判的完整性,应当允许公诉机关采用变更起诉形式补全起诉,但应以两次为限,并且只能针对新发现的他部事实提起。在提起时间上,应限定在前诉案件法庭辩论终结前。如果前诉案件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则不允许公诉机关另案起诉,以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     

评刑事证明中的客观真实论

在现有的刑事诉讼证明理论中客观真实论占有“显赫”的地位 ,然而客观真实论自身尚有一定的缺陷 ,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 ,并积极地加以研讨。本文试图从其内容和理论意义两个角度对客观真实作简单剖析 ,以求客观真实论的完善并加深对刑事证明理论中若干基本概念的理解 ,尚乞方家教正。一、评客观真实的内容“客观真实即绝对真实”,这是较早的一种表述。如 1 989年版的《证据法学新论》中说 ,应当查明的案件事实 ,应当是“事实本身的真实 ,也即事实的真情 ,事物的真相”1。又如 1 996年版的《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说 ,“认定案情必须…     

异地城商行经营管理模式研究简

在目前不鼓励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监管思路下，大量中小型城商行失去快速在异地设点的机会。已经成立的异地机构的发展将成为决定一家城商行发展高度和当地金融生态形成的重要衡量因素。本文探讨异地城商行根据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经济金融形势下，打造区域中心金融影响力，加快形成与区域发展定位、经济资源分布、产业结构特点和区域信用状况相契合的业务发展布局，提高对深圳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贡献度。     

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立法基本原则

中国境外投资法律制度还不成系统,无法适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需求。中国要进行统一的境外投资立法,应明确贯穿该法的总体理念原则。立法原则选定须立足实际,并涵盖企业境外投资立法的各方面。促进与保护投资原则、国家安全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应当作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立法的基本原则。促进与保护投资原则平衡了中国作为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大国的立法需要,具有首要原则地位;国家安全原则反映了企业境外投资活动要兼顾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目标;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兼顾中国发展利益与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共同利益。这三大原则互为补充构成有机整体,可通过指导具体法规规章的制定加以落实。     

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及其适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内蕴着丰富的价值理性,同时也存在着天然的价值缺陷。为张扬其价值理性同时又能够力避其价值缺陷,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的适用施以立法规制是必须的。文章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之适用条件、适用时机及作出的程序等方面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展开理论分析。     

论重复起诉中相同当事人的判断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文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次明文规定重复起诉制度。该条文明确指出,重复起诉有三个要件,首要的要件是前后诉的当事人相同。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范围广泛,依通说,因其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要求法院进行裁判的人即为当事人。[1]依检索,实践中涉及重复起诉制度的案件近三年来每年至少有3000余件,而涉及相同当事人判断的案件约占重复起诉纠纷案件的三分之一。司法实践中对相同当事人的判断法院不一致情形较多,在新司解出台不久之际,相同当事人的判断是司法实践中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探讨研究。     

生存之痛 存在之思——论台湾鲁籍作家丛甦的境外书写

作为60年代台湾旅外作家的代表,丛甦的境外书写既以凝重的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展现了60年代美国社会的病态和旅外华人的生存困境,构成了与其他60年代台湾旅外作家的群体合唱;又以鞭辟入里的精神剖析、大胆的心理独白和生动的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了独到的探索,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论合议制对实现定罪证明标准的辅助功能

现行定罪证明标准表述存在过于抽象、不足以弥合不同主体的认识差异,主观性强、缺乏具体操作性的内在缺陷。合议制的群体决策特征能够弥补作为个体心理要求的定罪证明标准的不足。合议制的群体评议规则能够将主观性的定罪证明标准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问题。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可以通过调整合议人数和表决规则来实现。因此,应当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划分轻罪、重罪,合理分配独任制和合议制的适用范围;合理分配合议成员中的职业法官和非职业法官比例;针对不同复杂程度的案件设置不同的合议庭人数和表决通过比例。     

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视野中的文学史分期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海外的治文学史者各有其本土,本土以外的汉语文学就构成了其境外,不管置身何处"本土",都需要避免"本土中心"或"本土边缘"心态,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身处本土,却能关注境外;在学术"旅行"中既能反观"原乡"所在,又能对"他乡"在地文化有深切关怀.从不同的本土出发,聚合起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才能充分接纳汉语新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丰富性.在这样一种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中,我们就有可能借助于汉语新文学的一些认识对文学史分期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冲突中的文学转换,政治意识形态下文学"主体性"的追求,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文学的多向发展,这三种形态构成了"五四"前后产生的新文学始终前进的状态,它们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社会都面临过的最重要的文学课题,其实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时期.     

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

传统的刑事证据法是以控制定罪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相应的证据法理论也遵循了无罪推定和严格证明的理念。但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无罪推定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为保证量刑证据的完整性和量刑信息的准确性,有必要按照自由证明的理念重构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除了要确立较为宽松的证据能力规则以外,量刑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也应具有有别于定罪程序的特征。     

再论海关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

本文通过法律和法理的解释,结合国内外证据法学上关于证明标准的基础性理论,分析证明标准的认定标准以及作用,进而分析海关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的定义以及在目前法律运用中遇到的问题,并结合中外有关行政处罚的标准,提出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并结合目前海关行政处罚中的业务特点,提出针对性分析。     

事实探知模式的发展与证明标准的确定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在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探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各个社会在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时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判案标准。神灵裁判是古代社会人们在解决疑难案件时才采用的一种方法,并不占主流地位,占主流地位的判案方法则是探求案件事实真相,循实情而断案。在事实探知模式方面,人类经历了以直觉经验为主的模糊真实到以理性经验为主的形式真实,再到规则意识较强的法律真实的发展过程。我国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对疑难案件的处理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诉讼中与推定和自由心证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 ,确立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考虑诉讼模式、行政诉讼的目的、审理对象、举证责任、审理程度、案件复杂程度以及国际上的通行作法等因素综合确定。据此 ,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是盖然性优势标准 ,这一标准又可分为一般盖然性、确信盖然性与必然盖然性三种优势等级。对原告与被告以及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盖然性优势要求不同。     

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困境中的“锁定效应”分析

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ive)通常被用来描述制度变迁中某些制度长期维持低效率均衡的路径依赖。境外民间组织拥有强大的资源能力,他们通过长期"体制外运行",与相关部门达成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策略和制度安排,某些甚至形成了社会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组织从非正式制度中获得的优势阻碍了现存制度的变革,使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变迁交易成本越来越大,最终被持久锁定在满足境外非政府组织利益诉求的低效均衡水平下。而要解除锁定效应,规范管理,需要政府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强化管理。     

论优势证据的内涵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盖然性的优势证据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本文试从二个方面揭示优势证据的内涵 :优势证据体现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优势证据是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