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及其完善

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工作之一,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监察机关反腐败专责机关的职能定位,因而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实质关联.在新时代反腐败的国际追逃追赃活动中,监察机关面临着监察全覆盖带来的追逃追赃繁重任务,需要结合机构增设下的职能承担进行合理定位,自觉立足国内和国外两个作用面予以开展工作,积极处理监察权集中高效与国际司法协作之间的关系.中国将以大国担当把国际追逃追赃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监察机关在职能转型的组织统筹与事务承办中进行互动促进,充分利用国际条约进行互惠性国际司法协作,综合使用政治外交与法治手段,加强"追""防"一体化机制构建,提高我国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的实绩并奉献中国智慧.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成效显著、成绩突出,国际追逃追赃的基础好、潜力足且拓展空间广阔,面临难得的有利机遇,但也存在成功追逃追赃难度越来越大、追逃防逃监管对象数量大幅增加、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不佳、追逃过度依赖劝返和国际警务合作等方式、国际条约利用率低、国际追逃追赃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在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新形势下,要破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难题,实现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质增效,应着力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国内协调整合机制完善与国际合作长效机制构建双管齐下;二是理念、制度、能力、队伍建设同时发力;三是追逃、追赃、防逃一体推进;四是个案协调攻坚与长远制度建设统筹兼顾。     

反贪污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订后,我国从立法、司法、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加强了协调,不但修改、完善了有关腐败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还专门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反贪污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应当在坚持国家主权、平等互利和双重犯罪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引渡、刑事诉讼移管、协助调查取证等形式,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严厉打击腐败犯罪.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反腐败追赃的国际合作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腐败犯罪呈现出新动向,赃款流转渐趋通过网络方式实现,虚拟货币也被用于腐败犯罪赃款洗白。传统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的障碍,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网络信息平台尚未构建、洗钱防控机制不够完善以及缺少涉网资产分享规则;国内层面则表现为缺少专门追赃机制、信息管理体系以及专门人才队伍。中国应加强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通过打造网络信息平台、推动国际立法出台和协调资产分享,推进国际合作的兼容化;通过建设专门合作机制、信息管理体系和追赃人才队伍,推进国内实践的专门化。     

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的问题与进路

暗网的匿名性、加密性和跨国性特征,使暗网犯罪较一般网络犯罪更具特殊性。一般性国际刑事规则和网络犯罪国际刑事规则存在的局限性,国际软法法律拘束力的缺失,影响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的效能。解决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问题对技术治理、顶层设计和执法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应确立技术和法治相结合的原则,以法律促进和保障技术发展,以技术拓展法律的规制范式;并建构和完善暗网犯罪国际治理的顶层设计,推动网络犯罪国际刑事规则中增加规定“暗网犯罪”条款和暗网犯罪国内法规制的具体化;且继续强化打击暗网犯罪国际执法合作,并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     

外国公司经济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应对外国公司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存在着刑事政策宽纵化、罪刑失衡以及自我废弃司法主权等诸多问题,与在华外国公司的犯罪高企态势不相适应。为此,应按照"内外一视同仁"的刑事政策加强监管惩处,同时借鉴域外经验完善相关立法,如扩张相关犯罪如行贿罪等的范围,明确"贿赂"等相关概念的边界,使对外国公司经济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化、制度化。在此基础上重置司法管辖权,改变以往司法权的消极态度,通过参与跨国合作,特别是预防打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主动介入到我国有管辖权的各类外国公司犯罪中,藉此提升我国应对外国公司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实效性。     

论境外追逃中的异地追诉模式

异地追诉是我国办案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境外追逃方式。境外追诉的适用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辅助性、双重刑事制裁性。开展异地追诉能够及时对外逃分子进行惩处,促进犯罪资产的追回,促使外逃分子被遣返回国。但是,异地追诉取决于外逃人员所在国的意愿,高度依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且境外追诉的证明标准较高,刑事诉讼程序较为繁琐。运用异地追诉模式开展境外追逃时,需要熟悉外逃人员所在国的刑事法律,提供外逃人员犯罪的证据并配合调查取证,促使外逃人员在审判或者服刑完毕后被遣返回国;同时,也应注重民事诉讼等方式的追赃作用,发挥异地追诉与国内相关法律程序的合力。     

利益差异格局下的国际追逃追赃——基于现金管理视角的分析与解决

现金管理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影响国际追逃追赃政策的落实。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利益差异，欠发达国家追逃追赃面临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资金在防逃追逃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出逃必须以非法积累的财富达到一定量为条件，出逃的前兆往往表现为腐败资金的外流，出逃后无钱的人并不受他国欢迎而容易劝返或被遣送回国。我国现金管理制度从极紧到极松的变迁给国际追逃追赃造成诸多困难，发达国家严而无形的反腐防逃“网络”值得借鉴，形势要求我国国际追逃追赃战略有必要适时调整，即从侧重境外到更多关注境内、从侧重追逃到更多关注追赃、从侧重追逃到更多关注防逃。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国际化论纲

基于国际的和国内的多方面原因,当今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但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化还存在立法技术粗疏、刑事处罚过于严厉、缺乏针对性、相关前提性法律缺失、人权保障不足以及国际合作不力等欠缺.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科学合理化,需要进行多方面相应的改进.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刍议

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我国一向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然而,数字经济的特点也给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带来了新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夯实法治基础,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的数字化能力,落实司法数字化支持,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法治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三个层面的评估标准体系建设,完善有效的企业合规体系的建构,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加强数字领域的国际司法与执法合作,努力优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也为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的法治化进程作贡献.     

论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

当今,重视刑法在环保中的作用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一些发达国家为惩治环境犯罪已制订出一系列相当完备的法律法规。在国际环保领域,人们也把环境犯罪视为国际犯罪,并就国际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积极进行探索,力求把它纳入国际性决议和多边条约之中。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１９９７年３月颁布的新刑法对环境保护作了一些新规定,主要有以下４个特点：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扩大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新增法人犯罪的规定、加大环境犯罪刑罚力度。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是：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尚待商榷、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仍有不足、保护重点不符合立法要旨、“预防为主”的原则未能充分体现等     

从国际引渡制度谈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新发展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极其重要制度.随着跨国犯罪因素的不断增多,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越来越来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并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认同后,引渡制度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更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运用引渡打击腐败犯罪的上还存在着制度和实践上的许多缺陷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引渡这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有效机制,从而全面遏制腐败.     

从高山案看我国境外追逃的法律问题——兼与赖昌星案比较

虽然在加拿大经历了漫长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但是高山最终是被"劝返"回国的。高山案和赖昌星案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人出逃时的身份、在加拿大的诉讼程序以及回国的方式都不相同。从高山案反思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可以看到高山回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反映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正日趋完善,但仍需要进一步开拓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新领域。     

论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特征

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无明确的分工,其司法程序具有罗马法和英美法的特色,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受理的案件具有选择性。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呈现出混合式的特征,它与国家刑事司法相得益彰将更能发挥预防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功能。     

新时代中法西传的对象选择、翻译策略及叙事体系构建

新时代中华法律文化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对外传播面临诸多挑战,因而需要对此全面分析,以提供系统性应对方案,从而有效提升中法对外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文章尝试以中华法律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为重点传播对象,确立中法核心话语对外翻译的功能性对等原则,并构建以多语种、分众化翻译传播为原理搭建的对外叙事体系框架,从而提升中法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在新时代的中法西传中,应当主动实现中法的有效对外传播,矫正中法“东方主义化”的不实、不当叙事,从而增强中法的域外影响力。     

建立我国反腐败专职机构的构想

建立反腐败专职机构是构建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性工程。它既是将来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行公约义务的要求,也是加强国际合作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同时更是我国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客观需求。建立反腐败专职机构既有源远流长的吏治经验和国外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更有厚实的现实基础。“人民廉政院”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后为反腐败专职机构所冠的名称。此名称既反映了反腐败专职机构的本质属性,又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可谓恰如其分。独立性和高级别性是反腐败专职机构能够发挥其职责的根本保障。该机构的职责应界定为“惩治和预防”相结合。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浅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进一步明确,范围进一步扩大。通过国际上通行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相关规定分析,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趋势,探讨我国如何完善刑事司法体制,把握国际环境,结合我国现有的国内立法环境,充分发挥能动性,加强国与国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通行做法相接轨,更好地推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顺利开展。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刍议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二律背反之化解

入罪慎行是刑法的基本要求,严密法网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趋势。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之间存在价值立场的二律背反。我国刑法体系的不完善、刑事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及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是导致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价值立场二律背反的原因。刑事法律的制度体系之完善应当侧重于刑事立法的轻刑化、精细化;提倡刑事司法、执法的谦抑性;正确理解、适用基本刑事政策,加强其对刑事立法的轻刑化及刑事司法、执法的谦抑性之指导是缓和、化解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之间价值二律背反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