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功能观视角下的数字金融与共享旅游融合发展

金融与旅游都经历了中介化—去中介化—再中介化的发展历程,而数字金融与共享旅游分别是金融与旅游再中介化的典型表现形式。数字金融与共享旅游均具有显著的互联网属性,在发展机制、资源配置理念、用户群体、产品属性、价值观念等方面皆高度契合,具有良好的融合发展基础。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来看,数字金融与共享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质是数字金融的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信息服务功能在共享旅游场景中的具体应用。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二者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化,但仍存在网络支付的安全性和便捷性有待提升、产品体系陈旧、行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在既定的金融功能框架下,从监管主体、参与主体和合作机制三个层面加以改进。     

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赋能金融强国建设的 内在机理与政策选择

养老金融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工具,同时也是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领域。我国的养老金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深刻理解养老金融概念和金融强国时代内涵的基础上,阐释养老金融赋能金融强国建设的机理机制,并剖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通过分析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金融强国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养老金融赋能金融强国建设的建议。     

金融强国目标下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在金融强国目标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数字金融平台快速兴起并将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传统金融行业。数字金融平台是数字金融与平台经济的融合产物,其通过输出技术或提供场景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活动,具有天然的技术偏好与金融属性,有效促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与普惠性。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发现,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数字金融平台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或测不准(算法黑箱),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太大不能倒、太多不能倒、太强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并在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与监管端)形成了算法黑箱风险:算法黑箱具有平台迷雾风险,阻碍平台端的稳定发展;算法黑箱具有技术遮蔽风险,加剧用户端的风险缺陷;算法黑箱具有监管真空风险,制约监管端的公权治理。因此,为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防范化解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性风险,基于三方控制理论与国际算法黑箱风险的系统治理经验,我国应当从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监管端)构建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数字新基建、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资源配置可显著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可通过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改革有利于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实施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座;加强数字政府治理,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影响研究

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驱动本地区及周边地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存在产业规模与资源富集度异质性;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素集聚在数字金融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促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加速推动要素集聚的政策建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照。     

差异化货币政策下企业债务配置结构优化——来自数字金融与金融关联视角的解释

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金融关联对债务配置结构的影响,以及不同货币政策作用下其影响程度的差异。研究表明,金融关联程度越高,企业债务配置结构中的银行借贷比例则越高,而公开债务比例则越低。数字金融与金融关联在债务配置结构中存在替代关系,即数字金融能够削弱金融关联与银行借贷的正相关关系和公开债务的负相关关系。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数字金融与金融关联在债务配置结构中存在的替代关系更强。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合以及债务配置结构的优化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现实困境及机制创新研究

传统金融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农业农村金融服务的供需错位严重、政策落地难、供给成本较高、可持续性不足和边际效率低.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当前中国数字金融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金融供给主体效率不高、数字金融的征信体系不完善、农民数字金融素养普遍较低、农村数字金融供需水平较低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未来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亟需加快数字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农村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金融服务从业主体的人力资本改造、中国特色乡村数字经济和智慧农业发展模式试点以及数字金融风险预警、缓释和防范机制的建设.     

金融强国建设水平测度、区域差距及时空收敛性研究

文章立足金融市场化、金融国际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三个维度,构建金融强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筛选2013-2022年30个省份数据,以熵值法测度金融强国建设水平,并结合多重方法,解析金融强国建设水平区域差距和时空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观测期内金融强国建设水平表现出攀升态势,且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次之,东北最低”特征。相较于金融市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金融国际化指数增长速度有待提升。金融强国建设水平整体区域差距表现出不断减小态势;区域间差距是金融强国建设水平整体区域差距的最主要来源。2018年之后金融强国建设水平表现出显著时空收敛特点,且收敛速度较快。由此,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制、推动金融业国际协作、制定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策略的建议,以此加速金融强国建设进程。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

本文通过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相互关系的总结 ,概括了金融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 ,分析了金融结构升级的约束条件和实现路径 ,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模式提供了理论分析依据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构建度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借助DEA模型测度中部六省2012—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最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管理和技术等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主要原因;分布空间上,中部六省份间存在区域差异,动态结果上,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在稳步增大,但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不明显;从影响因素看,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城乡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技术和乡村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门槛效应分析

为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助推作用，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来验证分析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间农业现代化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间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和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门槛效应。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研究

金融科技改变金融生活，当前只包含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区域的金融包容发展状况。文章将风险容忍度和数字金融指标纳入金融包容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31个省份在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运用泰尔系数剖析了各省市、各区域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及存在短板。研究表明：全国金融包容水平除北京、上海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包容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际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通过金融包容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各省在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不同表现，提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提高公众金融素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内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相互合作等。     

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来自中国37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9年中国37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并且当前数字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值位于拐点右侧，继续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负债成本和负债结构在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未对“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而与非五大行的信用风险间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     

金融改革与技术创新协同推进的逻辑建构与实现机制

不同种类的技术创新会内生出与之相应的金融需求。现有金融体制在服务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存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强、间接融资未能满足创新需求、资本市场对创新的价值发现功能较弱、金融监管制度激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解决金融供给未能匹配创新需求、金融主体和创新主体双重错位问题。未来应围绕金融供给与国家创新能力发展协同推进这条主线,通过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增强金融服务创新功能、破解要素配置扭曲、推进数字科技赋能、完善金融监管来形成以提升创新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金融体制,促进战略产业企业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关系：甘肃例证

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是金融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两者关系构成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随着甘肃金融结构发展与问题并存、金融发展量性增长有余与质性发展不足的双重局面呈现,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的关系成为关注的话题和课题.通过剖析甘肃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现状,并实证研究两者的关系,可以弄清甘肃金融效率的提高与否可以作为金融结构优化合理与否的一个标准.研究发现,甘肃金融结构对金融效率的影响作用明显,并且基于功能演进的金融结构改革是甘肃整体金融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提高国家银行的服务职能则对提高金融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试析金融中介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角色转变

金融中介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进程中,非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数量剧增,金融中介的功能呈现多元化。金融中介在结构、功能及市场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与金融创新密切相关,金融创新是金融中介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因。因此,金融中介机构只有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把握这种变化并及时正确地应对,方可赢得一席之地。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结构差异化与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未来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创新发展的普惠性。     

金融结构的理论、现实与启示

文章从现代经济金融理论、实证研究和金融发展的现实3个方面对金融结构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金融发展的规律、展示金融发展的轨迹。研究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间接融资仍将在中国的金融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作用远大于直接融资。因此,建立有效运行的金融中介体系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其重要性和紧迫性高于证券市场的建设。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论绿色金融与两型社会建设

绿色金融通过其资源配置功能,利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和绿色基金等手段,将资源配置到两型产业以助推两型社会建设.发挥绿色金融的助推作用,需要在绿色金融体系中对政府、金融业、企业的行为边界进行合理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