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汉制封爵史料辑录

以王新英辑校的《全金石刻文辑校》和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两书作为蓝本,从中辑录出有关金代汉制封爵史料82条,以供研究金史的学者参考.     

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

唐代石刻左行书写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民间性,以官府名义刊立的石刻罕见采用这一格式;其二,具有较强的文本选择性,各种类型的题记、诗文题刻和墓志运用这一格式相对较多;其三,受石刻形制的影响,摩崖刻、洞壁题刻、附刻类石刻和墓志较为常见,而其他石刻形制罕见。唐代这一书写格式从宗教逐渐推广到世俗领域,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轨迹。唐代石刻左行书写的推广运用与皇室、文人官僚有较大关系,正是他们的接受、使用和宦游迁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拓宽了这一书写格式的空间场域和文本使用范围。唐代石刻文献左行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文佛经书写格式的影响,展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丰富图景。     

福州摩崖石刻述略

福州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自汉以来，人们在狮头山、魁峻山、乌石山、鼓山、于山、泉山等地的岩壁上留下大量的文字题刻及岩画、造像。为查清福州摩崖石刻分布情况及其现状，笔者经过十年的实地抄录、测量、摄影，查阅有关资料，把书本记载与实物互为印证，查得福州鼓楼、台江、仓山、马尾及晋安区共有摩崖石刻1250多段，其中现存摩崖石刻934段，现分十一部份简略如下：一、鼓山巨崖石刻鼓山位于福州东郊，为我国著名的风景区。其现存的549段摩崖石刻中，有宋刻89段（诗刻11段、题名71段、榜书7段），元刻11段（诗刻、题名各5段、榜书1段）…     

建国前妈祖信俗石刻档案解析

建国前妈祖信俗石刻是珍贵的实物档案,文章选取了有关的612件石刻,从形成时间、保存空间、石刻种类、关键词、题名以及信息的特殊性等方面进行了解析,认为妈祖信俗石刻的内容丰富,以颂扬妈祖圣迹、庙宇建设、庙务管理、地方治理等内容为主,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洋湖矼石刻佛像初考

洋湖矼石刻佛像镌刻在一方如屋大小的花岗岩巨石上。巨石向阳的一面高、宽近四米，西高东低，犹如一只安祥伫立着的巨象。石刻佛像就处于“巨象”的前腿肩胛处，另在石刻佛像两边又镌刻有两尊较小的石刻造像。花岗岩巨石后面有长方约二十平米的屋基——极可能的情况是，巨石上覆顶为供佛的庵堂。石后小屋为僧人栖身之所。     

襄樊市郊南宋摩崖石刻人物考释

襄樊市郊南宋摩崖石刻三处,石刻题记涉及杨辅、赵淳等六人,除杨辅一人《宋史》有传外,其余五人生平不详。本文钩稽史料,考释程九万、朱致知、毛致通、蒲叔献等人行实,并着重研究了赵淳家世、生平、开禧北伐、襄阳城守实事和功绩。三处石刻题记,有较高史料研究价值。     

从意义层次关系看石刻用典形式的表义方式特点

从内容来看,石刻用典形式的意义是以来源意义为基础形成的;从形式来看,石刻用典形式基本来自典故中,除少量没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式外,石刻用典形式大都能体现、反映来源意义某一方面的内容:从石刻用典形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关系来看,能够直接表明意义的石刻用典形式很少,石刻用典形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倾向于不存在理据性.     

晚清时期的泰山石刻研究

晚清时期泰山石刻资料著录数量比清代前期有明显增加。学者们在泰山石刻的考释、辨伪与综论上,取得显著成就,提出秦泰山刻石很可能是后人仿制品等卓见。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等人对泰山石刻的纪录和解析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泰山石刻研究从这一时期走向系统化。     

桂林石刻

“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这是人们对桂林石刻的赞誉。桂林石刻,分布在市内山岩名胜石壁上,多属摩崖。据不完全调查,桂林现存摩崖碑碣近两千件。从石刻时间来看,上起南朝,下至清代,以宋、清两代最多;从形式来看,有诗词、曲赋、对联、榜书、佛经、题名、题记等十多种;从内容来看,涉及到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     

从中古石刻文献看大型辞书训释之不足——以涉佛词语为例

中古石刻文献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对中古汉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材料,中古石刻文献往往能为词语语义研究提供传世文献所不能提供的例证,对大型辞书在各方面的修订意义值得重视,是中古汉语研究的宝贵资料。以"道牙"、"诞灵"、"胜侣"等涉佛词语为例,通过利用中国石刻文献对之进行考释,即可发现大型辞书在训释方面的不足。当然,中古石刻文献在纠正大型辞书训释不足方面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涉佛词语,也包括其他词语,中古石刻文献对大型辞书的修订作用是多方面的。     

格萨尔石刻文化的人类学解读——论康区宁玛派与格萨尔文化的渊源关系

石刻格萨尔同格萨尔羌姆、格萨尔唐卡、格萨尔塑像、格萨尔经幡和格萨尔祭祀活动一样,是格萨尔文化在藏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众多格萨尔文化载体中,格萨尔石刻造型及其文化内涵,与其它格萨尔文化现象既相同又有差异。本文从康区格萨尔石刻造型艺术视角,分析和解读格萨尔石刻的宗教文化背景、表现形式和文化功能,阐述人类学视野中的格萨尔石刻文化所承载的多层意义。     

“叉手”礼新考证

"叉手"礼是古代的一种礼节。它流行于宋元时期,是一种表示特别恭敬的礼节,历史上有相关的文字与图片记载,但对于它的实物图却未能看到过。在进行国家"十五"艺术科学课题:"四川南部南宋墓葬群石刻艺术研究"中,发现了若干块"叉手"实物。这将对后人研究社会风俗、民俗考证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从造型艺术角度对其研究也具有原创性和开拓价值。本文将以发现的几块"叉手"石刻为线索,对此礼进行详实、崭新的探索,同时对此墓葬石刻的艺术特征及价值进行现场考证研究。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墓葬石刻研究

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以及海南岛曾发现了大量的穆斯林墓葬石刻,它们的出土说明了宋、元时期外国穆斯林留居中国的事实,也说明当时上述沿海港口城市的繁华和吸引力。通过对各地穆斯林墓葬石刻研究,可以展示当时穆斯林的生活、信仰等情况。一些证据表明,当时中国可能存在着十叶派穆斯林。     

泉州景教石刻与佛教关系发微

景教在传播中国过程中往往依附佛教或借用佛教元素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泉州景教也遵循了这一规律,这可从景教石刻上得到印证。泉州景教石刻所反映的浓厚的佛教元素,不仅暗示了泉州景教徒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景教徒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许多图像组合的创新,反映了泉州景教石刻受不同文化环境而形成的地域特色。     

"练胆"石刻是郑成功的遗物吗

在厦门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中,陈列一方长84厘米,宽120厘米,横书阴刻着长有39厘米,宽有29厘米的两字楷书"练胆"石刻.据该馆1979年编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历史简介》一书中介绍:"'胆练'石刻,1954年出土于演武亭遗址(今厦门大学操场),是郑成功在演武亭练兵选将的遗物".1981年《天风海涛》第四辑发表了题为《练胆束兵》一文也说,"郑成功认为当将官的最要紧的是下列两条:一'胆勇',也就是勇敢大胆;二'束兵',就是约束士兵,搞好纪律.在厦门演武亭遗址,曾出土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练胆'二字,现在陈列在郑成功纪念馆中",再一次以"胆勇"来作为这方"练胆"石刻由来的依据.而后在报纸上也有"这个'练胆'石刻当是郑成功在演武亭练兵的历史文物"、"练胆"石     

《辽代石刻文续编》校注商榷

《辽代石刻文续编》(以下简称《续编》)是向南先生继《辽代石刻文编》之后推出的辽代石刻文献的又一巨著,该书主要收录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土的辽代汉文石刻。辽代石刻可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辽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典章制度、历史地理、语言习俗等情况,从而有助于加强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史、边疆史     

略论桂林石刻的史料价值

桂林石刻,多为名家题名纪胜之作,如为记事,亦多为时人记时事,故其史料价值颇高,不惟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还可借以订正其它文献记载之讹误。清人陈元龙云:“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不惟考岁月,直可补载记”,正道出了桂林石刻的史料价值。一、桂林石刻保存了大量的反映政治、军事情况的史料桂林地处边陲,尽管在历史上它曾是广西政治经济中心,但许多政治军事活动情况,在史书中却缺乏记载,即使有所记载,又因广西炎热多雨,书籍易于霉烂虫蛀,往往难以长期保存。前人有见于此,常刻石以记功、记胜、记游、记事,以求传诸不朽。因而在桂林石刻中,保存了不少能反映桂林建置沿革及有关政治、军事情况的名作。(1)古代桂林的城池建设与《桂州城图》高城深池,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城防建筑。桂林在历史上,是广西一个政治经济的中     

汉甘泉宫遗址发现魏晋石刻造像

1979年夏,调查汉甘泉宫遗址时,董家村社员捐交魏晋时期残石刻造像一通。据捐者说:在村北起土时偶得,出土于甘泉宫遗址范围内。整个石雕残半,仅留上半截小部分。佛龛内有数排并列相间的小千佛像,形象一样,两手环于腹部,坐于菩提之上。在龛楣上,有两个手持彩带的飞天。在两飞天的左上方,有火轮一轮。根据形象看,是属魏晋时期之石刻造象。上图为飞天石刻拓片。     

露斯沟摩崖石刻图像考

<正>1982年,笔者同省考古队格桑本、刘小何同志、都兰县文化馆万马家同志,在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察汉乌苏河南岸的露斯沟内勘察了一处摩崖石刻,石刻所在地属察苏乡西台大队的夏季草场,据我们了解,当地藏族牧民对于石刻的历史均莫知所由,因石刻中的马图像酷似     

黄粱梦吕仙祠“蓬莱仙境”石刻考略

黄粱梦吕仙祠照壁＂蓬莱仙境＂石刻,确为明代遗物。自＂蓬莱仙境＂石刻产生后,其名声即随＂仙＂气播布遐迩。近至邻县,远到隔省,凡与吕祖有关之庙宇、景观,多有墨拓而仿镌者。可见此石刻作为古代艺术品和道教史料,具有相当之价值,宜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粱梦吕仙祠的单体重点文物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