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米特的政治神学

近年来,在施米特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神学化转向,认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根本基础在于其基督教信仰。针对这种神学化解读方案,需要全面梳理和分析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意义,从概念上为深入理解和讨论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奠定基础。所以考察施米特对政治神学概念的使用、政治神学与世俗化问题、政治神学与主权决断、政治神学与政治概念以及后人对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借鉴和批评,澄清对神学化的误读。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依然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     

何谓小政治?——论施米特对施特劳斯的一个回应

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之间关于政治概念在不同时期都有思想对话和交流。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于1963年再次修订,在这一修订版的新增注释中,施米特共三次提到施特劳斯。在小政治这个话题上,施特劳斯在1932年的评注中对施米特提出了挑战,施米特则在1963年做出了回应。这次回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重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碰撞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者和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交锋。     

从“资本的逻辑”到“决断的逻辑”——以施米特与凯尔森的分歧为视角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切入,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施米特从政治危机切入,构造了一种区别于凯尔森“纯粹规范论”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深刻地揭示了“决断”这一似乎是完全空洞的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黑格尔“辩证的决定论”的经济学版本,则是忽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如何以马克思“资本的逻辑”为参照,构造一种“决断的逻辑”,以作为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抓手”,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与阿伦特的竞争性阐释

施米特与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正当性问题有着不同的论述,他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是民主革命奠基政权的正当性悖论。对此,施米特以“主权决断论”提出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证,而阿伦特则建构了一种“政治行动论”的论证。阿伦特的论述较之施米特的理论对现代性条件具有更为敏感与切实的把握,对当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启示。     

论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原则

施米特对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颇具理论深刻性,其观点也是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痼疾的诊断:这种政治是一个反政治或“政治不成熟”的政治,缺乏决断和机缘论是其关键所在。而真正的政治与浪漫主义的审美本质相冲突。施米特作品中的“好战”标志,是他否认政治的浪漫主义、形而上学、道德或经济能够成为真正政治的标准。因此,在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涉及到他们共同否定的东西方面,如何通过读施米特走向马克思显然是个重要且繁难的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

民初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角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宪政民主实践的操作过程中,畸形的二元体制结构造成总统、总理权责不清;总统既不能解散国会,亦无紧急命令决断权,国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机时刻没有任何的合法资源可资利用.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整个事件,可以看出灵活的决断策略、决断时机的把握,无不考验着执政者的魄力、经验和智识,而这些要素正是当时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匮缺的.     

马克思的读者施米特和政治技术化批判

作为现代性的技术宰制呈现出多重面相,而将其植入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人们须想到施米特。作为马克思读者的施米特,应对经济—技术思维、经济决定论的虚无主义问题,揭露马克思主义与关于秩序的实证主义学说在结构上的异质,以及提升辩证法的政治—实践哲学取向等等都值得我们细心体味。尽管施米特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对待技术,他片面地蜷曲在“整个政治的历史即敌人严格定义的历史”这一中心点上,从他的理论只能浮惑地和主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推动者——无产阶级理论。但是,无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生产规律,还是施米特思虑的是权力政治秩序,都不能抛开既定的“现实性”,也要为必须建立秩序的社会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开辟道路。     

超越政治解放在当代中国的新探索--谈邓小平政治理论的历史主题

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支柱性命题.在这一政治哲学视野中,邓小平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使命就是实现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尤其是追寻超越政治解放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路径.把握邓小平的这一政治主旨,首先要建树这样的观点在当代世界,政治解放并没有造就历史的终结,政治社会并没有在形式平等中"热寂".同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善于利用政治解放的文明成果积累超越政治解放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使邓小平的政治理论在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开始了一次范式创新.     

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

本文是作者一项专题研究"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导论部分.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理论预设,或因概念的模糊及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存在不少的缺陷.为重新解释近世商人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为理论架构,并以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对民初商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考察.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民初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论评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女性主义的时代拓展和理论综合,是新一代的女性主义.除了更明确地集中于应对生态环境这一时代性难题,它也同时承认第一代、第二代女性主义议题的现实重要性,并试图辩证地理解与平衡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自由主义一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对女性作为一支平等的政治力量的诉求,激进的一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关于解构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男性主义基础的要求,生态女性主义对如何发挥女性天然具有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并引导男性来共同创建一种生态社会的追求.不仅如此,生态女性主义力图成为一种真正全球化的生态主义理论与运动--不仅强调一种超越地区、宗教、阶级和语言的跨文化感知特征,而且非常希望能够达成与其他社会运动特别是环境、后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联盟或联合.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大大丰富了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与运动的政治内涵,而且清晰展示了人类现代社会绿色变革中的性别化视角与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