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

世界大多数宗教都是伦理型的宗教,坚信如果没有伦理因素,不仅宗教生活将会失去精神支持,而且整个宗教信仰乃至人类社会文化(尤指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佛教及某些传统民族宗教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也将失去道德基础.但这一信念在当代和平主义思潮和全球化境遇里,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区域战争的新高潮中,面临着艰难而复杂的处境.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主调是和谐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没有强调这个主调,而是在跨国公司意欲控制全球资源的大背景下,对落后国家采取了对立态度,美国理论界抛出"文明冲突"论,对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文化采取了对立态度.如何看待宗教的价值趋向?宗教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什么?这类问题自然引起了深切的关注.     

从排他范式到后现代范式:以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为例

如何处理基督教和世界其他宗教的关系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异常重要。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基督教思想本身就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经历了多次范式的转化。从传统的排他范式转向兼容范式,又从兼容范式转向多元范式和后现代范式。这种转变表明了基督教对自我认识的深化,也可以看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之未来不是彼此排斥或兼容,而是互益和尊重。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关系的处理,对于中国宗教和平也具有借鉴作用。     

生态危机的宗教解救——汤因比生态伦理思想述评

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峙关系之中.汤因比认为这种生态危机与西方的文明危机有一定的关联,而这种文明危机又与人类生活世俗化、宗教精神的衰落有关;他明确反对传统基督教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并主张利用宗教中的自我克制精神来遏制人的贪欲,力图建立一种融合多种宗教优点的爱的宗教,以此来拯救人类文明,缓解生态危机.     

一位温和而坚定的卫道士——从《红字》解读霍桑的宗教情结

《红字》层层深入地挖掘人性的罪恶，揭示出罪恶的普遍存在以及人类无法逃避的生存困境。指出人们只有正视自身罪恶、真诚忏悔，才能获得最终救赎。作品中看似矛盾晦涩的创作手法其实是霍桑呼吁倡导正统基督教人性观、道德观的一种折射，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正统基督教思想情怀及对宗教的感化力量所寄予的厚望。     

论德里达的宗教思想

德里达是影响了西方人文思想界 3 0年的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 ,他涉猎的问题之广博、思考之深邃、方法之奇特 ,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鲜有其匹者。以人神关系为特征的宗教问题是西方最经典又最时髦的话题之一 ,所以从柏拉图至德里达本人都以之展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此议题中 ,德里达以解构主义的原则分析并批判了各种有神论传统 ,以“差延性”为核心建立解构主义 ,提倡绝对超越性的“没有宗教的宗教”观念 ,展现了批判有神论的最新形态并启示了多元宗教的价值。     

解放的末世论——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宗教哲学视角

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考之西方宗教史,不难发现布洛赫对犹太-基督教末世论的批判继承。与启示录式末世论相比,布洛赫更多地继承了福音书式末世论的思想传统,并在批判、改造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提出解放的末世论。解放的末世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苦难现实的终点和美好未来的起点,把救赎的使命赋予人而不是上帝,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神论。在唤醒人类改变自身处境的内在渴望的同时,布洛赫的解放的末世论也有力地促进了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希望的力量的再生。     

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研究

自 2 0世纪以来 ,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研究以其多元发展和活跃之姿而形成广远影响 ,其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交织互渗亦更为复杂和深入。本文将从宏观上对之描写、分析 ,就其生存论关切、过程思想、“人学”新论、理解与诠释、神学美学、对“基督教哲学”之回归、后现代神学和普世对话等发展加以简要阐述。     

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古典基督教人文主义--从希腊德性教化的角度看自由意志与恩典

关于自由意志和恩典的看法,西方基督教基本上秉承的是奥古斯丁主义传统,以预定论和原罪论为前提,坚持强恩典和弱自由的视野.相形之下,早期基督教的希腊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特看法通常受忽视.它从德性教化的角度平衡自由意志与恩典之间的张力,给予"个人自由选择"以基督教信仰内的合理保护,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它又从希腊的神人和谐理论出发,强调自由与恩典之间的圆融,以及人在救赎作为中与先验性"原理"的必然关联.本文以希腊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尼撒的格列高利为对象,清晰地勾勒出有别于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希腊基督教人观的基本范式.     

早期老舍与宝广林之关系考论——以宝广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宗教思想为切入点

宝广林深受自由派神学思想的影响,他对基督教义持有的多元开放的态度、以基督教救国救世以求世界大同的理想,以及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工作导向,都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正在寻找新的价值皈依的老舍惺惺相惜.另一方面,宝广林在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中所体现出的坚执自信的态度,为求教会自立和差会之间的交涉斡旋,更让原本就对洋教态度暧昧的老舍感到同声相契.当然这并不代表老舍对宝广林的宗教观点全面服膺,宝广林和老舍之间的关系,有相互认同、彼此欣赏的思想遇合,也有彼此相左、对话互补的部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保持一种亲密合作的同人关系.     

“自我救赎”的三种途径——叔本华宗教哲学思想论

在叔本华"自我救赎"的三种途径中,"意志"经由"审美静观"中的暂时解脱,到"践行美德",从而打破"个体化原理",最后"意志"通过"禁欲"达到对自身的扬弃,使主体完成从"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转换。人并非由于"上帝"、"理性"而践行美德,更与"尊严"、"价值"无关,只是为了人自己可以摆脱不幸与苦难。叔本华的宗教思想突出了"自我"在救赎途径中的重要性,人只有通过"践行美德"才有希望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     

宗教多元论与宗教对话

本文对宗教多元论与宗教对话的关系作了系统梳理。认为三类不同的宗教多元论可以在三个层面促进宗教对话混合多元论适用于人性层面的宗教对话；理性多元论适用于理性层面的对话；灵性多元论适用于灵性层面的宗教对话。     

宗教伦理、宗教组织及世俗化因素--刍议宗教伦理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路径

宗教和宗教伦理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议题之一,并形成了历时性因果分析及共时性功能探讨两种取向,但就其研究进路而言,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具有明显的韦伯式分析路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简约化缺陷,难以回答宗教伦理何以发挥其共时性功能;何以产生其历时性之结果等操作性问题.对此,如果在韦伯式的分析路径中引入组织运行和世俗化因素等中介变量,可以使得社会学对宗教伦理的分析得以进一步的完善.     

苦难与宗教增长：管制的非预期后果

通过比较历史研究，本文揭示了受压制宗教的成长逻辑，认为压制会产生一些非预期后果：压制往往促进宗     

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

涂尔干的宗教研究是他的社会学方法在宗教学领域的运用。他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土著的图腾制度对宗教的起源做了社会学的解释 ,认为宗教是集体表象的反映 ,图腾的本原是外在于氏族成员的宗教力。他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他的社会学准则和基本方法。他的宗教研究是他的社会学理论的组成部分。虽然他受到了宗教学内部的许多批评 ,但是对于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

泰戈尔主要以诗歌名世 ,而其诗歌又以宗教抒情诗的影响最为深远。1 91 3年 ,诗人以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在经历数十年时间的检验之后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 ,《中华读书报》在中国读书界进行调查并披露结果 :广大读者认为 ,《吉檀迦利》是二十世纪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诗集。对于印度之外的读者来说 ,宗教抒情诗是泰戈尔最难解读的文学作品样式 ;对于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读者来说 ,情况更复如此。金克木先生曾经撰写《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南亚研究》1 981年第 3期 )一文 ,笔者也曾撰写…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宗教多元论

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多元论的问题,其中宗教多元论的问题最为棘手.作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传人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在他们的阐释中,基督教不是排他论的,而是保持宗教真理的开放性.不仅如此,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宗教多元论还避免了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     

关于宗教对话的理论思考

宗教是由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以之为核心又与之相适应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象征体系。姑且不论实际存在的种种宗教作为人间的体系,有以次终极为终极而沦为准宗教或伪宗教的可能,有背离自身的信仰核心或与之不相适应而“世俗化”甚至“伪滥”腐化的可能。仅就其符合上述宗教定义的情况而言,任何宗教顶多也就是带有人的种种局限性的象征体系,它可以部分地表达,但不能完全地表达信仰对象,它与信仰核心的适应只是相对的,它是不能也不应该与它所象征的对象或其信仰对象相等同的。任何宗教总要以其信仰对象为绝对,但它绝不应该以自身为绝对,因为象征体系并不是被象征者。如果说被象征者或绝对者是唯一的,那么象征者或相对者就一定是多样的,因为内在无限丰富的绝对者需要外在无限丰富的相对者来表现。所以结论只能是:第一,实际存在着的各宗教都不能自视为绝对;第二,宗教的多元状态是正常的;第三,非绝对的各宗教当然就是可以相互比较、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是应该彼此开放并对其他思想开放的。而所有这些的前提,就是认识到宗教的象征性和与之相连的相对性。由于宗教在文化中所处的根本地位,在文化对话中,宗教对话显然带有根本的性质;由于宗教冲突与族际国际冲突的关联,在今日世界上,宗教对话已日益具有紧迫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普通信众对自己的宗教信条的象征性质的忽略而造成的执着或狂热,会形成妨碍宗教对话的基础深厚的重大障碍,这就对理论思考,不论是宗教界还是学术界的理论思考,提出了重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