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社会问责缺失分析——公民资格视角

公民资格理论主张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目前,我国高校社会问责制度未能充分发展,除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不健全、公民意识的缺失外,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在加强高校问责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应在公民资格理论的指导下,培养和激发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更好地完善我国的高校社会问责制度。     

中国公民网络问责的现实基础追寻

公民网络问责在中国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民主化的推进、问责制度的实施是公民网络问责的政治基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与手机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深化,为公民网络问责奠定了经济基础;网络社会的逐渐形成、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公民网络问责的社会基础。未来中国,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网络化的推进,公民网络问责必将随之深化和发展。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治理

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是当今学术界的两个重要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内涵界定上看,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以减少公共行政成本、加大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力度、培养官民的互相信任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良好的政府治理有利于社会资本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府治理,体现着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及公共权力的共享,催生合作、信任、规范等理念。从软实力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资本,政府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合社会资本,着力培育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变公共行政理念,改革公共服务方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制度和法制建设为契机,构建法治型政府;打造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培育公民品德来培育公共精神。     

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架

契约理论阐述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逻辑关系,由契约演绎生成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逻辑前提,而公民问责则是保持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张力的有效路径。为此,契约论可以作为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其他问责方式相比,公民问责具有独特的价值。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关键是要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以及加强公民问责的政策支持。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资本是促进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还很不成熟,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的匮乏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出现集体行动困境;社会系统内部的信任缺失进一步加剧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趋势;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过程出现制度短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公民社会,为公民有序参政提供社会根基。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

"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方式,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实现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广州市恩宁路改造案例说明,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还未达致国家与社会协作式的公共参与状态,但是,公共议题的提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公共参与的逐渐回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在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中,这种以公共参与为基础的社会问责逐步成为可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论生态文化的培育主体

生态文化的培育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和公民.国家是生态文化培育的主导性主体,主要为生态文化培育提供方向性框架、规范和制度保障以及经费支撑.社会作为集聚性整体,是生态文化培育主体中的主体,企事业单位、社区、民间环保组织等社会单位在培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彼此互为补充,协同培育,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与生态文化的统一.公民是生态文化培育最基本的主体,公民实践是生态文化的源头活水,一方面公民实践是生态文化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国家主导和社会培育最终要落实到公民实践;另一方面公民实践不断提炼和丰富生态文化的内容.公民培育生态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对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选择,公共讨论和环境维权等,其最终结果是从个人的生态到一切人的生态.     

“主贝任政府”建设及其实现途径探讨

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背景下,随着现代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增强,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社会共识与民众的强烈愿望。转变政府的施政理念,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建设新型的政府问责文化,健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是建设"责任政府"的路径选择。     

从善治的角度看我国当代的官员问责制

善治是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根本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以提高效率。保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贯彻。近年来,重庆、大连等城市以地方法规的形式颁布了政府官员问责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从善治的角度时我国当代官员问责制的成效、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完善发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措施。     

法治视阈下的权力控制——以领导干部问责制为例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标志着从“权力政治”到“责任政治”的转变.但是我国的问责制制度安排不足,人治色彩有余.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通过对典型案例和制度规定分析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轨迹,进而从问责的要件、责任的承担、问责的对象和责任的性质来对我国问责制做进一步的思考.     

高等教育绩效责任制探析

高等教育绩效责任制是提升教育效能和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高等教育的复杂性特征决定了绩效责任制及绩效测量的难度,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高等教育对外要处理好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对内要实行高等教育绩效评估,进行绩效管理,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从而建立我国高等教育绩效责任制度。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乡镇工业污染与公众问责制度的缺失及重构

近年来乡镇连续发生的“血铅中毒”污染问责事件显示了基层政府在问责中的缺失状况：乡镇政府的问责主体作用没有作为,县级政府的问责启动作用基本缺失,而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主要发挥的是等级问责功能,对公众问责缺乏保障和引导。根据当前乡镇公众对污染危害问责的需要,要重点构建基层政府部门与公众问责的沟通回应制度,其中,强制性、可操作性和公众团体参与的设计,是制度具备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探究

当前,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通过强化异体问责,拓宽问责途径;明晰问责对象,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法律,坚持依法问责;健全配套制度,创新问责方式等措施,完善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     

重建政府公信力的转型路径——以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为视阈

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诸多挑战,甚至向进一步复杂化趋势发展,必须加以重建。在重建过程中要转变单向的、孤立的、表象化的路径思维,从问题的实质和关键点切入探寻公信力建构路径。那就是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命题为基点,全面探索政府公信力建设。关键是要抓住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核心问题,在继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塑造公信力机理。当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得以准确界定,以及政府职能权能得以归位与定位,政府公信力才能逐步提升、长期维持,这才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根本路径之策。     

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政府职能的理性调适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政府在整个系统诸要素中起主导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职能理应作相应的调适,更加侧重健全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与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权;落实行政问责制,实现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等。     

试论公共财政与政府会计的关系

公共财政和政府会计因公共受托责任而联系起来。公共财政的职能本质上是政府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而政府会计就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完成过程及其结果的认定、计量和报告。完善的政府会计理论与实务、健全的公共财政职能都是良好的公共治理的关键因素。政府会计系统为公共财政管理提供的基础技术,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也为公共财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服务。在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必然要求改革现有政府会计体系,这是公共财政职能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公共受托责任发展变化的要求,是建立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要求,是完善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