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研究的有关思考

"形式"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虽无与之完伞对等的范畴,但相关的思想和论述却非常丰富.受"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加之有搞"形式主义"的嫌疑.研究者们多重视传统诗学内在精神的分析,而对于关涉汉语诗学本体的"形式"则有所忽略.这样,我们对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的本土特色和内在规律就无法作整体的把握.形式批评研究就是回归汉语诗学本体的研究,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观念的应有之义.     

从文化阐释到历史厚描: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诗学批评

文化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西方学界逐渐兴起的新兴批评话语.文化诗学对文化人类学既有文化结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创建.文化塑型和厚度阐释的批评观念是两者方法论的契合点,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的阐释重心是研究旨趣的分歧,文化分析与历史厚描的批评范式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学研究获得一种生态文化批评的诗学新起点.     

审美诠释学:汉语诗学的创造之路

西方诗学中有 “ 审美学 ( aesthetics)”也有 诠释学 herm eneutics)”“ ,但似尚无 “ 审美诠释学 ( aestheticherm eneutics),审美诠释学”是汉语诗学创造自身现代思想形式的一种努力。“ 审美诠释学” 首先是指一种独特的艺术“ 意义” 理论,其独特性在于强调艺术表达形式“ 意义指向功能”与其“审美功能” 的高度统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诗学意义理论与审美理论的简单勾勒,并通过对汉语古典诗学“ ”“ 兴 、神韵”等范畴所作的具体分析,初步提出创建 “审美诠释学”的构想,为促成汉语诗学在现代思想中生成、同时也是促成现代诗学思想在汉语中生成作初步努力。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

在当下的中国,创建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当代中国哲学的运思自然离不开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然而,我们首先面对的却是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一些基本范畴首先是作为译名得到思考与理解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范畴都包含了未思的"Anglo-European classical tradition"因素并由此让现代汉语人在不知不觉中未能接近中国传统思想。通过对"形而上"、"时"、"性"这三个基本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在此情形之下,现代汉语哲学语汇谱系学研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一研究的任务:系统梳理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三重映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是揭示哲学语汇所可能积淀的中国传统思想。这一工作同时意味着,将古汉语所包含的内涵释放到现代汉语之中,从而让现代汉语能够倾听沉淀在古代汉语中的原始呼声。由此,现代汉语开始扎根于沉厚的中国思想传统,从而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创建准备道路。     

走向汉语比较诗学——关于当代海外华文文学诗性品质的思考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域外汉语文学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诗学特性.诗学的比较性不仅表现在吸纳西方等外来影响,而且更表现为汉语内部文化生态的互动关联.走向汉语比较诗学,不仅利于规避目前研究中存在的过于倚重西方文化资源而相对轻忽汉语文化资源的局限,而且也利于彰显华文文学的诗性美学品格,提升其意义覆盖性.在比较诗学视野中审视这一问题,华文文学在构成古典诗学精神跨界呈现的同时,也存在着与国内文学现代性体验的截然差异,诗性品格互文性地弥补了国内文学的现代化偏失,展现了汉语诗学在现代语境中"被现代化"的真实之维.由此,本土性的诗性文化精神也就凸现为建构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维度.     

中西文化交流与现代汉语体系的形成

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但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西方语言因素是促使汉语发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些词语在数量上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从而促进了现代汉语作为体系的形成.同时,西方语言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使汉语词语在思想内涵上发生了变化,既具有传统的内涵,又增加了西方的维度.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既不同于古代汉语体系,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现代汉语学术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方面,对于在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形成对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后殖民语境中汉语写作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当我们把现代汉语放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就能发现，无论是五四时期提倡 的欧化的白话，还是三十年代倡导的大众语。都没能摆脱西方话语的控制。现代汉语的写作既不应 是对西方话语的臣服，也不应是对它的排斥、它的语言实践所构建的应该是一种与西方话语平等 对话的新格局，以汉语特有的方式说出对世界的感受。     

黄遵宪:汉语认识的世界视域与现代开端

在黄遵宪那里,现代汉语的认知与生长处于开放而自信、遵用而诗意的场域中,他的语言观体现为从世界视域认识汉语的自信,言文一致的实用策略,"遵用"与"乐观"的翻译语言的现代追求,以及创意命辞的诗学语言的现代开拓。这为认识20世纪现代汉语的曲折历程和文学思想创新提供了某些新的思路。     

中西方诗歌意象比较研究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深厚积淀形成的典型意象以及古代诗学中的意象理论,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英国的意象派,还是此后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发起的"意象派运动",无不受到中国古典意象理论的影响.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决定了西方现代意象诗学与中国古代意象诗学的不同特征,两种意象理论在交流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基督教的"创世"观与文学"创作"关系论

基督教的一些重要观念是西方诗学入思的前提之一.其中,上帝创世说对西方诗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本质,创作主体的客观化立场等命题中.     

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

由于诗歌写作者诗学观念的“断裂”,新时期诗歌与此前q-国新诗相比,发生了明显“转型”。戏剧化特质,正是这种转型的表征之一。戏剧化特质把现代汉语诗歌引向了现代性的轨道,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时效性”。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具体体现在戏剧化诗学观念、戏剧化诗思结构和戏剧化表意策略诸方面。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六经皆史”,史、诗相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很有影响;西方诗学则更强调诗与史的不同,诗与史相混的观念几乎没什么地位。中西方诗学的这种差异,根源于历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诗和诗学的影响及关系不同。对诗与史的关系,中西方诗学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都认为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诗与史的联系不仅表现于发生学,还表现在诗人与批评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观念和诗与史互补互动等方面。二者区别不仅在于所描写的对象、所表现的内容、所塑造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等方面,更在于其主体性、真实性等等的不同。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从"意象"到"象征":3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拓展--以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汉语诗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30年代的诗学理论侧重于主“智”,主“智”的诗学强调创作主体对于其对象的自主性“构建”活动,它可以人为地通过对语词的排列、组合或中断、省略,来营造一种需要智力活动参与的诗学形态与氛围,以使接受者通过对这一特定形态与氛围的智力性“赏玩”来“体味”其间的奥妙。主“智”的诗学携带着汉语诗学浓郁的文人传统,这就形成了一种力求使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能进一步趋于“融和”的发展路向,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汉语诗歌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发展形态。     

论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萌芽

诗学观念的分析探讨,已成为今天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海外华文文学虽然继承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诗学传统,但从一开始就已表现出对西方文学的新姿态,并从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充分吸收了西方诗学的种种影响,表现出“和而不同”的鲜明特点。     

从《红楼梦》的物量表示法管窥近现代汉语的过渡

《红楼梦》的语言处于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阶段,书中在表达事物数量时有数量名、数量、名数量等八种方法。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汉语中占据主流的数量名式表示方法,在《红楼梦》中已经超过了名数量式等其他七种,也就是说,以数量名为主流的量范畴表达模式在近代汉语中已经形成。同时,通过对量词的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也可以发现,现代汉语口语中常用的许多量词也已在近代汉语中出现。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兼谈经学信仰与儒者风范及其他

比较诗学研究在当下已然成为中国汉语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方向。一位比较诗学研究者把西方诠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背景作为思考的视域,从而达向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研究,实际上,这是给出了汇通于中西诗学且又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诗学立场。刘歆早在《三统历》中即厘定了"经,元,一以统始"的本体论观念,较之于老庄诗学的"道","经"是儒家诗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隐性本体论范畴。儒家知识分子正是据守于"经"的信仰,从而获取圣人之道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1934年,鲁迅撰写《儒术》嘲讽元好问与张德辉恭请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而在21世纪,儒教却以普世主义的信仰走向了全球化。较之于真正的儒者,那些"以经议政"的公羊学家,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遗憾就是介入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     

西方文论语境中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换

自亚里士多德起,史诗便是文学理论里一个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文类,荷马史诗成为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的典范.至20世纪口头诗学理论兴起,一个不同于书面文学理论的史诗诗学领域开始出现,它的研究既继承了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又突破古典诗学的藩篱把世界各地的口传史诗样式都纳入考察范围,学界也开始以文化多样性的观念看待史诗和史诗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