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史学初探

郑樵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所著的《通志》被列为“三通”之一,是一部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从南宋以来,历代学者对郑樵和《通志》都有所评论,但是分歧很大。前人主要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郑樵加以品评,而对于他的史学思想却缺乏系统的评述。近来,史学界已经往意到对郑樵史学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是全面地评价郑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论“历史观决定论”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观决定论”不同于“历史决定论”。后者是一个历史观范畴,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观范畴。所以,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从历史观的层顶上展开的,而只是从史学观的层面上展开的。同时,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来讨论“历史决定论”是否合理,而是在史学观的层面上来分析“历史观决定论”是否荒谬。因为,“历史决定论”既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也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同样,“历史观决定论”既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也是一种特定的史学观。而且,从逻辑上看,“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观决定论”二者之间也不存在有一种必…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营造学社的文献学贡献

历史文献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中国营造学社在向新学术体系嬗变过程中仍具有浓厚的传统学术特点。学社成立的直接动因之一是为解读与营造相关的典籍,研究工作是从收集整理文献开始的,深入研究则是建立在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双重证据法”之上,依然是为了解读《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典籍,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体系。梳理中国营造学社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建筑史学研究的内容,也提供方法论借鉴。     

略谈《左传》的语言艺术

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宝库中,《春秋左氏传》是一分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特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典籍,而且也是富有价值的文学著作。“左氏”的文学成就博得了很多人的赞誉。范宁说它“艳而富”,刘大櫆称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林纾则赞为“文章之圣”。这些称道,都是指“左氏”的文学特色而言的。《左传》的作者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富有文学修养的语言大师。他凭着非凡的艺术才能,驾驭着浩繁的文史资料,在严格尊重史实的原则下,不仅描写历史人物的表现手法十分     

论唐传奇的史学印迹

本文试图从唐传奇内容的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产生于史学氛围中唐传奇身上所带有的史学印迹。一、记述神仙怪异故事的唐传奇，有许多是在实录社会传说及前代典籍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而写就的，这也是史家“实录”的一个反映，在历代史书中都有体现。二、记述社会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唐传奇，目的则是为了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寓褒贬，刑警恶”的史学传统。这两方面都带有史学印迹。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考证方法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部集大成的古籍目录著作,不仅在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而且在中国学术批评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价值。它在开展史学批评过程中凸显出多种史学方法,既从不同侧面详细而绵密考证了历史事实,又诠释了史学思想方面的不少见解和主张,对正确解读和认知史学典籍和历史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成熟和完善。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我国史学与文学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

文化典籍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外译对象在选择性中体现丰富性。史学典籍外译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文学典籍外译则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典籍外译在曲折性中体现发展性。文化典籍外译主要由汉语翻译人才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包括儒学经典、佛教文献、史学典籍以及文学著作等在内的文化典籍,译介到诸如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其他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翻译活动。本文中将以我国史学典籍以及文学典籍为重点,通过横向及纵向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分析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及现状,为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提供有力依据。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传统

毛泽东酷爱历史,熟读史籍,曾有志于史学研究。虽然他未成为专门的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却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传统悠久而丰富,其中不乏耀眼的精华。毛泽东从指导中国革命出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关注,使“通古今之变”,“以古为镜”等史学传统得以光大;他提出的“读史必重近世”与“实、事求是”等主张, 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改造和继承。     

新时期理论历史学发展的代表作——评李振宏、刘克辉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一部表征着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历程和水平的重要著作.这部理论历史学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见证并且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第二,它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历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它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堪称是“一家之言”;第四,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它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重要的史学存在学问题,并且首次把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纳入到“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之中.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试论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读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第三，阐明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对当前史学的振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辩证法阐释——以《聊斋志异》英译为例

中国典籍英译应该采取“归化”翻译策略,还是“异化”翻译策略,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此问题.《聊斋志异》英译历史告诉我们: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使用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动;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不是处于一种静态的对立关系,而是保持着动态的统一关系.     

略论《周易》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是我国史学发展的萌芽时期,此时经史不分,所谓经都包含有史学内容。为了正确阐述秦汉以后的史学,准确把握秦汉以后史家、史著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有必要从史学发展全貌的角度去评析先秦经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对于今存先秦典籍,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多偏重《尚书》、《左传》、《春秋》、《国语》、《国策》等书,而忽视了《周易》。《周易》虽是一门研究高潮迭起的显学要籍,但研究者们多从哲学、神学……等角度去研究,从     

对三个世界史学的评论

1980年,康斯坦丁诺(R.Constantino)在《对第三世界史学的评论》一书中呼吁,把“斗争”的思想作为第三世界史学著作的“主线”。他对历史下的定义是:“人民为了不断增进自由和实现人类更高的理想而斗争的记录。”根据这一定义,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解放的过     

试论史学“中层理论”的建构

所谓“中层理论”,指介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经验表象之间的、专门对中观历史对象进行概括的一种理论。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之结构功能分析,指出了建构史学“中层理论”的必要性、急迫性;进而论证这一“中层理论”的建构须以专门社会学理论为知识质料,并通过具体史学研究实践,经由引进、混融、派生三个环节而完成。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过去"的性质与"信古"、"疑古"两种史学态度的扬弃(下)

文章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过去”（即历史）问题的看法，即所谓史学中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人们对于其“将来”的规划所调节，力图揭示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性质：无论知觉与否，“求真”之真，将随着人们对“将来”谋划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原子事实。根据这个性质，扬弃“信古”与“疑古”两种史学态度，说明“层累历史”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肯定“层累历史”的价值。在结语部分，则逻辑地提出“基于将来的释古”的史学研究命题。     

布克哈特对启蒙史学的颠转

在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用商业和技术之类“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来衡量文明进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启蒙史学原则。作为启蒙史学大师，布克哈特提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史学观。他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到走向文明理想的过程，也不相信有一种决定性力量在推动这个历史过程。启蒙史学基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的二元区分，从文明进步论出发去“重写”世界文明史，而布克哈特的启蒙史学却力图揭示：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在商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趋于消亡。     

刘师培史学思想述评

刘师培参加过民主革命,学术造诣也很深。在史学方面,他批判旧史学“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批判君权神授,主张民族主义史学,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具有进步意义。他应用历史进化论观点和新史学理论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渔猎时代进至游牧时代……由游牧易为耕稼”,冲破旧史学的思想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刘师培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在当时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