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淮盐商的粮食捐输

在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保障体系中,淮盐商人从汉口、江西返程时运销粮食,作用十分重要,也是摊低销盐成本的重要环节.然而,清政府遏制盐商运销粮食获利,在坚持固定低盐价政策不变的同时,屡屡以优先保障下游地区粮食安全和公益性等口实,发动盐商捐输粮食,使得商人无法从食盐销售中取偿过度的粮食捐输负担.清政府的举措既有“重农抑商”轻视商人正当利益的思维,也有片面追求压低粮价的目的.同时历来存在的与盐政相关的陋规索需严重,腐败官员往往借用发动商人捐粮的名义,对商人进行盘剥,加上清朝在处理盐政陋规方面效果有限,导致粮食捐输和陋规不断增多,最终使得利薄的淮盐商走向衰败.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明代两淮运学倡设中的盐商地位变迁

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子弟遭遇异地科考困境.为此,两淮山陕籍盐商、徽籍盐商合力多次通过盐场官员奏请创建盐场运学来解决这个问题,虽一再被朝廷否决,但终于万历十三年以山陕籍盐商子弟可凭“商籍”异地科考而获部分解决.未沾优惠的徽籍盐商被迫继续向明朝廷吁请创建运学,但因此举已不符实力强大的山陕籍盐商利益而遭遇掣肘,最终两淮运学即使在得到崇祯皇帝允可情况下仍不免创建未果.明代两淮运学倡设始末反映出两淮盐商在实力和地位上的两方面变化:一是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因整体实力的增强而使其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提升,最终促使明廷出台举措解决其子弟异地科考问题;一是明代淮扬地区的盐商界是由山陕商人为主导的,尽管万历以后徽籍盐商实力大增,呈超越山陕籍盐商之势,但是,即便至明末山陕籍盐商在地位上仍不亚于徽籍盐商.     

步入近代之际中、日商力比较

步入近代之际 ,日本的商力明显低于中国一个档次 ,尽管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并不充分。两国间 ,无论手工业商人、航运商人 ,还是金融商人 ,都存在明显差距。此外 ,近代中国还有日本不曾出现过的特殊商人 ,如享有特权、资本上千万两的两淮盐商和广州行商 ,以及最先接受西洋商务思想的买办。先天商力条件 ,再加上两国政治气候大不相同 ,决定了中、日选择各异的近代化道路。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清代盐政专商制的危机与改革

盐政是清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获取高额收入,清政府特许商人从事食盐专卖,以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实际上是官府与盐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专商制度的建立,使清代盐政保持了一段长时期的稳定.在清代前期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利用这个制度,获取了高额的盐税收入,但是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盛世”的结束,盐政的稳定局面也发生动摇.各种弊端由潜伏转而恶性发作,终于导致严重的盐政危机.清代中期的盐政危机,主要表现在课款拖欠,引盐滞销与盐商破产.引盐滞销,课税拖欠已是各     

明清两淮盐商的资本来源、增值及其特点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盐商资本来源的四个方面:即资本转移、资本继承、资本借贷和资本积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盐商资本的增值手段与方法.结合盐商资本的来源与增值的基本情况,本文认为,明清时期,两淮盐商资本依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特点,而且也正是这些封建性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向新的生产方式演进.     

《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幅涉及到商人,其中有粮商、盐商、布匹商、珠宝商、水果商……他们构成了洋洋大观的商人形象画廊,给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活动全景。他们以贩卖为主,以山东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调剂有无,靠商品的地域差价赚取利润。在《聊斋》里,坐店零售的商人并不多见,就连客栈主也多以陪衬的身份出现。这里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些商人形象的特点。 首先,《聊斋》里现实社会的商人和超现实的神仙鬼狐相始终,商业活动和神秘力量相纠葛,商人们的悲欢离合,成功失败大都掌握在神仙鬼狐的手中。一部《聊斋》,既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又沐浴在绚丽多彩的超现实的阳光里,《刘夫人》中廉生的一举一动,亡魂刘夫人都一     

部分徽州歙县盐商故里及家族

明清时期徽州盐商,以歙县为最,考察盐商故里及其家族,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梳理歙县盐商故里分布的基础上,对长龄桥郑道同家族、西溪南吴氏、潭渡及竦塘里黄氏、潜口汪氏、江村江氏、许氏与鲍氏等家族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证。     

也谈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僚——对王振忠先生一篇论述的商榷

在《盐法策》史料和“交结联宗”史料中,并无关于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吏勾结以及贿赂等事实依据。王振忠先生是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手法,将勾结、贿赂等耸人听闻的炒作言辞加在盐商身上,并又夸大其词,称盐商夹带盐斤是“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欠妥的。     

清中叶两淮私盐及其个案分析

微观研究表明,有清一代,两淮私盐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清政府从强盛走向没落的清中叶为例,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两淮私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私盐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步走：即乾隆年间私盐的起步、嘉庆年间私盐的发展与道光年间私盐的泛滥成灾。清中叶两淮私盐这种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众多的私盐个案给了我们清晰的印证。     

唐代后期私盐治理措施

自第五琦实行盐专卖法后,私盐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唐政府为应对私盐的消极作用,实施了一系列治理私盐的措施。改善官盐的经营环境;采用相关的法律措施;调整盐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均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消极作用。     

画坛“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总称,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主要靠卖画为生。盐商在扬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奢靡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精神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增。“文之极,画也”,盐商对绘画作品的需求拉近了与“扬州八怪”诸多画家之间的距离,画家依附盐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使“扬州八怪”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     

乾隆年间河东盐商的食盐生产

河东盐商是晋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乾隆年间河东盐商在河东盐业生产过程中的经营情况,着重从数量方面对坐商占有的畦地数量,分布情况,额畦、余畦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清代四川地方政府对私盐失控的原因述评

清代四川私盐问题凸显,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四川地方政府企图利用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的方式遏制私盐。从盐的产、运、销三个领域来看,并未因为地方政府的控制而遏制住私盐的产运销,究其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成因、制度成因、政治成因等。     

私盐问题与盐价双轨制——以渝东盐市场为中心

私盐历来都是困扰着盐行业正常发展的重大问题,对国计民生影响巨大;私盐的形成有各种原因,但在体制层面主要的还是盐价双轨制所致;当代尽管在盐业管理上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政策,而私盐的泛滥仍然较为严重;解决私盐问题的根本策略应从产销平衡和价格体制管理两个方面着手。     

从档案史料看清代湖广私盐问题

研究清代湖广私盐问题,在史料的应用上,过去人们更多的是从实录、官书、别史中爬梳史料,相对而言,对于档案资料的应用明显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资料中,也保存了大量有关湖广私盐问题的记载。比如有关私盐种类、私盐运销方式、私盐个案等方面的记载,均一一具全。这些重要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湖广、两淮,乃至全国的私盐问题,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宋代食盐安全管理研究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食盐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相当重要,成为生产和贸易量极大的商品,随之也出现了危及食盐安全的问题,渗透到食盐的生产、储藏、运销等各个环节。在食盐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官员急功近利,不合理的改变生产流程,导致食盐质量低劣,出现了盐户的掺假现象;在储藏过程中,由于盐仓狭小无法及时容纳,舟人乘机偷盗掺假,并且盐仓官吏与盐仓附近民户也参与偷盗官盐,在盐仓中掺假,以次充好;在运销过程中,由于运盐路途遥远,吏卒沿路偷盗掺假,因此边缘地区出现了食盐短缺的现象。为保障食盐安全,宋政府采取了惩治违法人员,改建盐仓,严格管理钥匙,加强巡逻,鼓励揭发和给予举报者奖赏等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代解盐制造系统及其技术探略

清代晋商在政府的许可下,纷纷进入解州盐池,投资经营制盐业。他们每年组织大批雇用工人在全封闭的高墙内进行生产活动:及时开辟池旁土地,设置畦池,放入大池卤水并调配淡水,利用天日晒制。所产食盐,按照场官指定位置,储存于固定的盐亭,以待经户部备案的专职运销商人前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