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六朝道教人物杂传述要

汉魏之际，道教的创。入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道教有很大发展。记录道教人物的杂传大量出现，成为六朝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的道教人物杂传，数量超过了佛教人物杂传，但从记载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夹杂了不少虚构和假托的成分，不如佛教人物杂传翔实。本文将六朝道教人物杂传及有关资料作一简要介绍。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的书写范式及其文体面相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踵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同时,单篇女性传记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类型。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     

汉魏六朝杂传兴盛的人文观照及其品格检视

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十分兴盛，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先秦以来杂传由孕育、萌生而走向成熟的自然结果。同时，汉魏六朝时期的时代环境也为之提供了适宜的人文氛围。也正因为如此，汉魏六朝杂传才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独特品格。本文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投射自我、搜奇记逸、道德劝诫、崇道弘佛、显扬家统郡望。     

论杂传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杂传作为古代史书的重要类别,兴起于西汉末,兴盛于汉魏两晋。阮孝绪《七录》中杂传一目．的设立,标志着这一著述样式最终争得了古代目录学中的一席之地。唐代杂传数量不少,是在南北朝杂传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著述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向近代传记过渡的趋势。从宋代《崇文总目》开始,“传记”之目就取代了“杂传”,杂传与杂记最终完成了其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合流。这一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     

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

习凿齿是东晋著名文人，《晋书》卷八二有传，然《晋书》本传所载，止于生平大略，且多语焉不详，关于其生平行事的诸多问题，有待厘清。本文摭拾其相关史料，对其生平行迹著述等略加爬梳考订，并对其杂传《襄阳耆旧记》的小说品格略加阐释，管窥汉魏六朝时期“郡国之书”的普遍小说化倾向及其小说史意义。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而且,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六朝火灾论略

六朝时期火灾频繁发生,并具有规模大、破坏性严重、相对集中的特点。火灾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加重了六朝人民的负担,并加剧了六朝生态环境的破坏。六朝时期对火灾的认识尚不科学,但开始注重对火灾的救助和防范。     

南朝史官制度述论

晋代的史官制度比较严格,担任史官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撰史能力。从刘宋开始,秘书郎、著作郎等史官逐渐成为士族子弟步入仕途的台阶,这种情况在南朝极为普遍。南朝史籍中频繁出现的许多著作郎、著作佐郎,其中有相当部分其实并不修史。大著作是专掌史任的史官,具有这一名号者较少,且仅见于南朝后期。撰史学士与撰史著士,也出现于南朝后期。这些名称的含义当在强调史官必须具有一定的史学修养,能撰史著史。     

六朝倡伎考

本文对孙吴、东晋及南朝时期的倡伎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说明六朝时期的倡伎,主要是指以歌舞为业的艺人。官伎与家伎,是六朝倡伎的两种主要类型。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在南齐年间开始出现私妓。唐代诗人写了不少以南齐名妓苏小小为题材的诗,写出了这位南朝江南名妓的卓越才华、凄厉身世与不幸遭遇。     

六朝“清绮”辨析

六朝是文学不断走向自觉的时代,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因此有大量的文论范畴产生,其中不少频繁出现在六朝文人笔下,其内涵多变而复杂,"清绮"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清绮"在文学风格论的领域,因与"清"相关联,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次,它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其他范畴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当文学在不同时代产生不同思潮及表现不同审美倾向时,其意义也在不断地丰富或变迁.更重要的是"清绮"在六朝文论中极具代表性,为此,微观地用"以意逆志"的方式将它区别于"绮靡"、"轻绮"等几个相近的范畴,对认识六朝文学及相关作家作品的共性与个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代“盗贼”简论

五代是个多“盗贼”的时代。官府的压迫剥削、饥荒、军事活动、犯罪活动等,是引发“盗贼”的主要原因。“盗贼”虽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一面,同时也有打击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一面。啸聚山林,借助宗教以发展力量并且向官军转化,是五代“盗贼”活动的显著特点。严刑峻法、残酷杀戮、以“盗”攻“盗”、利用地方力量防“盗”治“盗”及赦罪招抚,是五代时期封建统治者常用的治“盗贼”的对策,但收效甚微。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焱焱炎炎 扬光飞文──秦汉绘画概论

绘画在秦汉时代已发展为美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在所反映的内容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人间冥界、天象地理、山水植物、动物祥瑞无所不包;在表现技法上,发展了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墨为主要材料、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各种手法及相关的各种造型观念;在画家构成上,以黄门画工、民间画工为主体,并已有文人投入画事。多种可利用的载体被利用于绘画,帛画、壁画、漆画、陶器画等,成为秦汉最有时代特色的画种。在秦汉绘画中,存在着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两种形态,存在着先帛后壁的发展线索和南帛北壁的分布格局。     

民众信仰与六朝社会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阶段 ,秦汉确定的帝国思想体系崩解 ,以佛道二教为主的宗教思想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 ,区域性地方信仰亦随着地方文化发展而凸现 ,六朝时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南朝的最后灭亡与其精神涣散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六朝“兴”亡说辩正——兼论从讽谏之“比兴”到审美之“兴”的演化路径

兴是中国古典文艺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诗经》六义中的兴与比常常以一体化的形式出现,并在后世的阐释里承担着美刺的任务,而钟嵘《诗品序》中却已出现了与以往迥异的内涵,这个内涵是对比兴传统功用的超越,也就是说,后世具有浓厚美学意味的兴与比兴之兴本是一体化的,浓厚美学意味的兴只是在比兴之传统功能淡化、比兴所依附的自然逐步被审美化之后才产生的,这是一个功能的转化。但是,刘勰等却认为在六朝“兴义消亡”,这个观点是将传统的比兴之兴与美学意味的兴割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