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吏部尚书出身与人仕途径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与前朝制度无大差异,但职权大小略有不同,在法理上,其一直属于吏部长官,这点无可置疑.就其出身与入仕途径而言,唐代吏部尚书出身阶层相对都较高,多数通过科举等进入仕途,起家官相对也优越,在唐前期各朝几乎都有非郡姓出身吏部尚书,说明唐前期已开始摆脱南北朝门阀士族控制人事权力的局面,在用人上已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态势.而唐中后期士族出身者特别南北朝旧士族为保持其门第兴盛,必须倚仗科举入仕,加上科举入仕已为重要入仕途径,故而出自士族阶层者逐渐增多.科举出身者在吏部尚书担任者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前期吏部尚书起家官情况比较复杂,至后期较多起家为校书郎者,起家官中为地方官且为节度使属官的情况是后期独有现象,人数不少,乃后期可考起家官最多的一种.     

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金代兵部尚书民族性考论

金代兵部熙宗时始置,最初由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兼任其长官,其后始有专职职官设置,先设兵部侍郎,后置兵部尚书。已搜检出的30位兵部尚书中,女真人达20位,占居多数。出职、科举、归降、因功是金代兵部尚书的四种入仕途径,女真兵部尚书以出职入仕为主,汉人兵部尚书以科举入仕为主。同品级平调是金代兵部尚书职官迁转的常规程序,对于女真人而言兵部尚书大多呈现的是一种官职的调动,对于非女真而言代表的是官职的升迁。金代兵部尚书无论在身份、入仕途径、职官迁转诸方面具有较强的民族性。     

隋唐尚书工部制度渊源考

隋唐工部尚书的职能深受《周礼·考工记》影响,并与司空之间存在因承关系.东汉是隋唐尚书工部制度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是雏形和形成时期.隋唐尚书工部四曹在西晋时期就已全部出现,此后,除了所属部门变动剧烈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到了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大兴土木以及中央制度的调整,尚书工部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对后世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季预备立宪时期吏部的裁撤及其主要原因

清季预备立宪时期,作为“六官之长”、“体制本崇”的吏部却处在风口浪尖。或撤并,或保留,或缓裁,或改名,各种主张不一而足。由于各种矛盾的存在和诸多现实问题的考量,几经周折,到1911年,吏部终于被撤销。其原有主要职能归入内阁,另一部分则陆续被分割到地方和其他中央部门。吏部暂时存留和最终撤销的结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与明朝吏部相比,清朝吏部的人事权大大萎缩,其职权先天不足;吏部对中下级官员采用掣签法铨选很难做到人地相宜,铨选制度存在先天缺陷。清季筹备宪政时期,裁撤吏部也是仿效外国宪政制度、利益势力彼此博弈和吏部权力日益蚕食的直接结果。1910年败露的贿买知县案则加速了吏部的裁撤。     

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司法主张——魏晋时期刘颂、张斐法律思想的比较

魏晋时期,是我国法律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法律学家。其中,以刘颂和张斐最为著名。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司法主张方面各执一说,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这恰恰与稍晚些的欧洲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司法主张的分歧相吻合。认真分析刘颂、张斐司法主张的差异及原因,对法律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刘颂生前曾任西晋的相府掾、廷尉、三公尚书,又转吏部尚书。“时人以颂比张释之”(《晋书·刘颂传》)多褒扬之语。张斐的生卒时期略早于刘颂,曾任过明法掾,为《秦始律》作注。     

从兼任官分析唐代吏部侍郎职能

唐代吏部侍郎为重要职事官,已有研究显示其职能大体能一以贯之得以发挥,从兼任官角度来考察则可以管窥更多的问题。唐代吏部侍郎中有兼任官的情况不到其可考总数的三分之一,此点基本反映出该职官以专注于本职职能发挥为特征。仍占一定比例的兼任官的情况则反映出一些问题：这些兼任官整体并未限制到吏部侍郎这一官职的特定职能,反而增强了其本职权限,有助于职权发挥,亦有部分兼任官体现了担任者的特定才能在特定时期的发挥。     

北朝尚书祠部考略

北朝的尚书祠部是隋唐礼部的前身,它仿自魏晋南朝,经自身整合改造后又为后世所沿袭。北魏祠部与仪曹始终并行,共同担负国家仪礼事务,后来祠部尚书例与尚书右仆射通职。北齐祠部成为尚书省唯一的仪礼机关。北朝祠部已经初具日后礼部的职能。北朝甚重祠部官员的人选,通常青睐具有良好素养的士族子弟。     

“都省”镜浅析

<正> 一九七八年,铜陵市文物部门征得“都省”铜镜一件,圆形,小纽桥孔,背无纹饰,有铭“都省铜坊官匠人孙福”九个阳文。“都省”北朝北齐时期始设。“尚书省,置令、仆射。吏部、殿中、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书。……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隋书·百官志》)降之唐代,“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及兵、刑、工右三部。”(《历代职官表》)尚书都省是当时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其总办公处居中,东有吏、户、礼三部办公处,西有兵、刑、工三部办公处。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左右承、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总辖各部,称为都省,总办公处称为都堂。其中,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等政令。“都省铜坊”,当是工部所辖的作坊;“官”字正好说明“铜坊”官府经营的性质;“匠人孙福”,是表示此镜的制作人及身份。这大概是便利检查     

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功能论发展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绘画的认知功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教化作用得到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绘画的审美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主流。所以,对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的论述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北朝诸卿制度的变迁研究

始于秦汉的三公九卿中央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许多弊端,汉晋时存在着立、改、废的争辩。北朝时期,诸卿的职司机构在经历种种选择和扬弃后,被赋予新的制度内涵,为隋唐尚书寺监运行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北朝诸卿制度的变化已呈现出尚书和诸卿分工配合、相互对口、相互承接的体制特征,具体又有四个特点:国家政务机构与宫廷事务机构逐步分离;军事色彩从普通行政机构中剥落;生产领域的农、牧、手工业管理职司更加分明;诸卿之间一般庶务职司不断细化。影响北朝卿制与尚书等其他制度得以理顺和卿制逐步细化定型的,有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制度的需求、制度变迁和理顺成本、新型制度的效能等具体因素。经过改造后的北朝卿寺制度,比起南朝,更体现了制度的进步和效率。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学术思想多元化发展时期。期间玄学兴盛,佛道流行,而在两汉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学却衰落不堪。本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点、学术思想盛衰消长的客观情势以及儒学自身的状况去探究儒学衰落的原因,以有助于总结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冀域法制文化建设探源

从法理学视角审视京津冀母体——冀域的法制建设,对于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层次文化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冀域法制肇始于阶级社会初期的夏朝,首创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早期冀域法制形成了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其发展有清晰的历史脉络：战国开启成文法转向;秦汉倡导“德主刑辅”、“礼法合治”;魏晋南北朝法制推动民族法律文化的融合;隋唐将封建法制建设推向高潮;宋朝之后冀域法制才走向衰落.古代冀域法制建设的特点：一是造就了古代律学名臣大儒;二是儒法合流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三是具有民族融合期的民族特色.     

试论模拟与北朝文学的南方化

北朝文学的发展,是通过模拟南朝文学,以北朝文学南方化的方式实现的。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魏初到孝文帝迁都以前,是北朝文学在模拟中复苏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孝文帝迁都到东、西魏分裂时期,是北朝文学全面模拟南方文学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东、西魏分裂时期到隋统一北方时期,是北朝文学与南方文学走向全面融合的阶段。北朝文学与南方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对疏离到最终融合的过程。     

南北朝文学相互影响探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渐趋活跃,南朝和北朝尤甚。文章通过对北地刑邵和魏收互相讥议及个别由南入北诗人的个案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从较深层次上探究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互融互渗的动态发展过程。     

德国行政型法院管理模式解析及其启示

德国属行政型法院管理模式.五个横向分权和纵向集权的法院系统与联邦、州司法部相对分权的法院外部管理结构互相作用,以维护法院整体独立,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法院内部审判事务完全由法官掌控,法院内部管理事务则由行政部门决策和执行.法院内部的双重组织属性和二元异质性结构,有利于法官个体独立,以实现司法公正.有鉴于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是:继续强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决策权,以构建有利于法院整体独立的法院管理体制;建立法官自律标准及同业集体监督控制的法官委员会制度;再造我国法院的审判和管理制度;确立双重组织属性,并建立异构性的内部权力配置结构.     

两晋南北朝妇女参政考

两晋南北朝妇女的参政活动,比三国时期有所增加。其中宫廷妇女参政机会较多,士族妇女可以有机会参政,庶族妇女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参政。研究这一比较突出的现象,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的嬗变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     

鲜卑习惯法与北魏法制的二元特色

北魏法制在中国封建法制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鲜卑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指导,用批判的眼光借鉴吸收汉族封建法制经验,有条件地保留、引述鲜卑的民族习惯法,创造性地融会成北魏法律制度.因此,北魏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