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广结善缘,"立体"交往;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乃至在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时期,徽商心理终结。以此认为,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文章最后对徽学研究进行深入反思。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     

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

明清时期徽州藏书业颇为发达,而其内在动力即是徽商的勃兴。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之间的关系:徽商对徽州藏书业的影响;徽商影响之下徽州藏书业的特点;藏书业对徽商的影响。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徽州藏书业发达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商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徽商之德与晋商之德

徽商是徽籍人商帮，唐宋以後，“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造成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是达到饱和，於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生治策”。於是“天下之民寄命於农，徽民寄命於商”。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明以後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於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     

“朝奉”的称呼与徽商的慕官情结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多以"朝奉"称呼徽商,这一对商人的称呼在其他地域是极少见的,体现了徽州商人特殊的文化心理,也是徽州文化延伸的一个标志.     

徽州人在芜湖——以1950年代芜湖市总工会资料为中心

芜湖作为徽商的重要活动地,历史上与徽州的人员及物资交流十分频繁。1949年前后,旅芜徽商和徽州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动。首先,从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行业结构,可以观察到近现代徽商对芜湖各产业的全面渗透。其次,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由依靠血缘、地缘关系互相援引的传统,过渡为政府介绍、单位分配的方式。在社会流动上出现"两降一升",部分中层职员跌入小商贩之列,徽商家庭妇女因生活压力外出务工,而徽州籍革命干部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上。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确立,加速推动旅外徽商及徽州人的土著化,传统的籍贯观念被彻底斩断,徽商群体也消失无形。     

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及其原因和影响

明清时期，商人捐纳已成风气。徽商热衷于捐纳是为了牟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保护其财产及其在地方的利益、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免除徭役，而明清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为徽商捐纳营造了比较轻松的舆论环境。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对徽商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徽商实现了由“绅”向“绅商”的角色转换和在徽州地方的崛起；其次，徽商商业利润的封建化不利于徽商资本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另外，也给徽州带来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败坏了徽州的学风。     

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

徽州地少人多,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是明清时代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他们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经商致富的徽州人,热心文化事业,崇仰学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清代前中叶,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受此影响,江南的徽商家族大量刻书,积极献书,为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四库全书》编纂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旅外徽商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他们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     

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州徽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

现代徽州商人与传统徽商一脉相承,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经历对于理解社会转型具有参考价值。赣州徽商汪德溥曾涉足肥皂、茶社、蚊香、酒店、米号等商业领域,以"行商"小生意起家,商业资本和经商能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向中等规模的"坐贾"发展,遇到挫折后又退为"行商"。在职业选择上,其首选是进入公职单位,而非风险偏高的商业领域。汪德溥无论在公职单位还是经商都受到徽州同乡和亲戚的关照,虽然他的生活方式已经高度土著化,当地人却仍然把他当成安徽人。他在邻居、同行及合伙人、街道干部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在"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对立面。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迁,对固守传统商业思维的汪德溥造成巨大挑战,对比他在经营、生活、交际、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可以管窥徽州商帮走向消亡的具体过程。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试论徽州文化的文化地理外向扩散与有机保护

文章以徽商为着眼点,着重探讨了徽州文化发展与地域扩散间的相互关系。空间扩散表现为两种情形。从徽商文化外向扩散角度而言,汉民族于东晋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交南下移民,与南方土著融合,共同开发徽州,使徽州得以崛起。明清时期徽商历经发展、买卖货物,逐渐演变成一个显著性的地域商人团体。为使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保护徽州文化有机保护的几点建议与讨论：第一,积极申报徽州相应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如何规避旅游过度商业化问题。第三,建立与实践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从大尺度上探索徽州文化有机保护问题。     

"蓄水"、"反哺"和"信息终端"——略论徽典对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三个基本功能

典当业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经营的四大主业之一,徽典在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体现出三个基本功能,即作为徽商经营的次生性行业,对原生性行业盈余利润的"蓄水"功能;用经营典当的增益资金来"反哺"徽商集团发展的功能;利用其与社会接触面广、获取信息量多的优势,成为徽商集团经营发展的"信息终端"的功能。     

清代地域学术的互动:以常州与徽州的学术交流为例

在清代,以江南为代表的诸多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同时各地之间学术文化又通过交流和融合,互相促进、提高。在常州活动的徽商,虽然没有像扬州盐商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积极为本地学术活动提供设施与资金,乃至直接加入文人的社交圈。一些定居常州的徽商发展成为当地的著姓望族,并在常州学术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常州张惠言在徽州授馆,前后有七八年之久,其学术深受金榜影响,古文及篆刻书法也是在徽州受到王灼和邓石如的影响。同时,张惠言将其自身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易》学和词学传播到了徽州。常州和徽州均为清代学术重镇,并且形成了各富特色的学术风格,通过考察两地的学术交流活动,可以见出清代各个地域文化影响与交流状况之一斑。     

徽州书院及其与徽商的互动关系

在徽州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徽州文化,而且还成功造就了执中国商界牛耳近五百年的徽商集团。作为"程阙故里"的徽州,书院历史源远流长,对提升整个皖南人群的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徽州商人足迹遍及四方,折射出中国传统商业文明历史的光芒。两者究竟有何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着对此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