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8年川省政府对县长人事的整顿及影响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刘湘政府在蒋介石帮助下收回防区民财两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县长人事。刘湘进行县长人事调整的每一步都给当事各方势力带来冲击和影响,川省地方军政势力的不断消涨、变化及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纠葛其中,随着各项措施的出台和县长人事的不断调整,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对刘湘整顿县长人事的措施也由支持转为干预,最终随着刘湘的去世,刘湘时代任命的县长群体逐渐势弱、分流。川政统一初期县长人事调整的过程,也是当事各方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现象贯穿着川省统一初期的政治进程。     

陈济棠与倒唐事件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晚年他为造福桑梓,于1931年至1934年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任广东省中山县县长.由于他与"南天王"陈济棠及地方豪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冲突,最终于1934年10月因陈济棠策动的"倒唐事件"而被迫辞去中山县长一职,随后又辞去南京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职务,从此很少涉足广东政坛."倒唐事件"虽是针对唐绍仪,但其结局对西南反蒋联盟、在粤元老派势力、中山县政建设甚至陈济棠本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战时期川省县长权责的演变及其影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国民政府借地方“自治”名义,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与扩张,国家基层行政官员县长的职责也相应加重。同时在抗战背景下,由于军事需要,县长承担着不同以往的重任。县长不仅必须努力推进大量本职工作,还必须完成众多兼职工作。县长事繁任重影响着其行政作为的发挥,也影响着民众对县长及国民政府之观感。     

试论民初四川地方主义的省际关系

本文考察民国初年四川与周边省区的关系,探讨了省区间矛盾冲突的背景、表现、影响。中央权威衰落、滇黔军祸川、四川自治运动是此时省际地方主义产生的背景;表现在人事、经济、军民关系、熊克武与唐继尧的战争、援鄂之战等方面;这种关系加速了四川自治以及被军阀作为割据的理由,并最终决定了四川地方实力派在国民政府中的边缘地位。     

异态与常态之间：光绪初期规复淮盐旧制中的江鄂川之争

清代盐政制度中,两湖地区是淮盐的重要引地,其财政和民食意义非同一般.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淮盐西运受阻,朝廷暂准川盐济楚,鄂省财政由此得益,形成盐政制度中的异态.战后,江督曾国藩着手规复淮盐引岸常态,有一定进展.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后,竭力禁川复淮,却遭到川、楚势力的联合抵制,部臣与其他疆吏也卷入其中,争议不断升级,形成对峙势态.禁川复淮一案不仅反映了晚清省际之间、外省与中央之间的政治较量和利益纠葛,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清制度由临时异态规复到原有常态过程时的纠葛态势.     

民国时期云南殖边督办公署与道的承袭问题

民国时期 ,由于帝国主义操纵、控制着中国政局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割据称雄、混战不休 ,中国的政治制度十分混乱。中央政权更迭频繁 ,政令难行。地方政权各自为政 ,称霸一方。掌握中央政权的各派军阀为强化中央政权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均试图改组地方行政制度 ,以控制地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对清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进行重大改组 ,裁撤府、厅、州中间行政组织 ,推行省、道、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 ,再废道制 ,推行省、县二级行政管理体制。地方军阀在形式上遵从中央政府整齐划一的号令 ,裁府废道 ,实际上以谋…     

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

1935年蒋介石成功改造黔局后,桂系面临中央势力的严重挤压。为因应时局,桂系试图与蒋介石展开合作换取对贵州的控制权,但在龙云反对下,最终难以实现,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激化,再起反蒋之心,最终粤桂联合反蒋。两广事变爆发后,其他地方实力派持观望态度,日本又强烈反对,两广深陷经济困境,且彼此猜忌。随着粤系土崩瓦解,蒋故意撤换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进退维谷,意图联络张学良、刘湘另立局面。此后局势逆转,桂系被迫接受和谈,但仍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势力得以保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近代乡村治理与保甲制度、县制与县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省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打破了传统的官职研究重在职官演变的历史局限和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史学观念的束缚,将制度变革与历史时代变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本科学的研究特点。但近些年来,无论从研究频次还是研究规模上看,制度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学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另外,在今后的制度史研究中,如何化"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如何让制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也是一项亟待学人探索的课题。     

国民政府文官考选制度行之维艰的原因

国民政府时期,文官考选制度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文官考试关防非常严密,及格人员素质较高,也基本上得到了任用,但是由于官僚政治传统而形成的行政力量的失控,中央与地方运作的不协调,人事制度的均权原则,公务员任用资格的宽泛,铨叙部对各机关非法任用人员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从而导致任用私人盛行,考选制度的推行举步维艰。     

奉调还是误会、假托：1935年藏军“助剿”红军

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藏区,国民政府中央随即电令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围剿"红军。8月,出于对红军长征可能入藏以及中央军入康、班禅返藏、诺那入康宣慰等因素的综合考量,2000余名藏军声称奉命"离防助剿"红军,但遭到了马步芳、刘文辉等川康青地方实力派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否认了之前曾电令噶厦地方政府"助剿"红军的事实,严令藏军不得逾越防地。奉调、误会与假托成为整个事件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词,涉事各方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行着各自不同的注解。     

危机管理和后选举治理的成功范例——对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制度创新的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在转轨时期,新旧体制观念的冲突随时酝酿着危机,如何在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有效进行制度创新,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在对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进行认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八步工作法"是麻柳乡党委政府因应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进行的一项工作制度创新,是基层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为在和平建设时期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和政府如何依靠人民、让人民当家作主探索了一条可操作的路子,也可为其它地方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由政策调整到制度创新——重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路径选择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在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交互作用的体制变革时期,以政策调整为主要手段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有其必然性及制度性缺陷。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情况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推动其必须进入制度创新的新阶段。重构一种科学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新模式以保持深层次利益结构平衡,已成为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选择。     

探索县级行政改革的理论依据——“县政学”刍议

按照管辖范围,国家行政管理区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级别.在我国,地方行政管理又分为省、县、乡三个层次.县级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当前,县级行政面临着改革的新形势,为了搞好县政改革,应该加强“县政学”的研究,探索县政改革的理论依据.本文就建立“县政学”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论中央与地方争议的解决机制——以政协制度的协商与团结功能为中心

建立有效的中央地方争议解决机制,对于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至为关键.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争议,在增强中央权威的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宪政难题.利用我国现有宪法制度资源,在政协制度中创设协商机制,建立中央地方争议协调委员会作为处理中央地方矛盾的专门机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央地方争议解决制度化方案的有益尝试,也是充分发挥政协的协商团结功能,实现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

明王朝时期在藏区实行僧官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兴盛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由此给明王朝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但僧官制度对促进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维护地方和平和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     

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农民的博弈分析

当前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导致官民冲突,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违背。因此,需要对征地制度进行完善。文章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农民三方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分析,指出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征地制度的完善应该从降低中央稽查和农民维权成本以及地方政府的违规获利,同时制定完善稽查程序,掌握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情况,并根据违规概率,以适当的概率进行查处和维权等方面着手。     

宋代知县、县令的职能

作为县一级的地方行政首脑,知县、县令的职能涉及一县的军政、民政、行政、财政、司法等多方面,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稳定地方统治秩序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宋代过于强化中央集权,知县、县令位卑责重而权限小,任用制度方面又存在某些弊端,以致地方吏治腐败,民众痛苦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