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汉简看文景时期的赋役政策

关于文景时期的赋役政策如何看待,史学界至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文景时期,推行着诸如“减轻赋税”、“减轻徭役负担”、“少兴土木”的政策,并认为这种政策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马克思     

土山屯木牍所见汉代口钱算赋问题

青岛土山屯汉墓木牍《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为我们认识汉代的口钱、算赋问题提供了新资料。牍文中的“事口”是指7岁至56岁(或60岁)应当缴纳口钱和算赋的人。“凡算”是指所有15岁至56岁(或60岁)的人应当缴纳的算赋数。“事算”是指实际缴纳的算赋数。在算赋的征收中，罢癃是免除算赋的，奴婢则征收数倍的算赋。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凡口·事·”中的“事”是指“事口”,“算·事·”中的“事”是指“事算”。《汉旧仪》“算民”中的“算”应是计算之意，“民”是指“事口”之民。“算民”是统计“事口”之民，即统计缴纳口钱、算赋的人。口钱、算赋在三国吴简中称为口算钱。     

西汉税、赋、役考释

西汉一代的赋税徭役,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一书中列出了如下条目:田租,算赋,口赋,更赋,户赋,军赋,算訾,算车船,算缗钱,租六畜(马口钱、算马牛羊),杂税(关税、军市租、市籍租、稿税、海租、海税),给献费,更役,乡役,泛役等。贺昌群先生在《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一书中说:“汉代税收的名称,据史书所记约有十九种”(第一二页)。他在注释中列举了全部名称,比《西汉会要》又多出献赋,市租,假税,息租(高利贷税),盐铁税,榷酒酤等项(第二二页至第二三页)。名目如此繁多,     

也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与孙应祥同志商榷

如何认识太平天男颁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史学界存在着分歧。最近,学习了《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孙应祥同志的《略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以下简称《略谈》)一文,我认为在一些问题的分折和提法上,是值得商榷的。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谈个人意见,求教于孙应祥同志。 (一)《略谈》存涂述太平天国“有不少地区是禁止地主收租的”问题时,曾列举资料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近两年陶渊明研究情况综述

近两年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了十几篇有关陶渊明的研究文章,现将要点综述如下: 关于陶渊明的政治倾向高文、何法周《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认为陶渊明政治倾向的核心问题是“志在扶晋,为晋守节”。而王宽行、张如法《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则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陶渊明的真实面貌。”他们认为:“陶渊明对晋室是持批判态度的”,尽管“对     

湖南省史学会召开会议讨论“让步政策”问题

一九七九年二月,湖南省史学会在长沙举行年会,集中讨论了“让步政策”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让步政策,理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论述过让步问题,让步是缓和阶级冲突的一种手段。两汉前期的“与民休息”,就是这样一种手段。这种让步的表现形式,跟秦王朝比较,主要是“轻赋少事”,“约法省禁”。     

“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

王满同志的《“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东岳论丛》1990年6期,以下简称《两》文),展读再三,不敢苟同。确实,正如《两》文所言,我国哲学界一般地都把否定之否定规律概括为“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即事物的发展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形成一个周期。但与《两》文截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是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正确表述。     

论李白诗歌创作的悲剧性

建国以来,在李白研究中,对其诗歌思想内容倾向的看法从来就不是一致的。一种意见认为李白的诗全部是“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表现(见林庚《盛唐气象》,北大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白诗歌以大量篇幅反映出“盛唐”的衰落与诗人本身的不幸(见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笔者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再论长沙走马楼简牍中的“复民”问题——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札记之一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的出版,再次证明了嘉禾《吏民田家》中的“复民”,不是简牍整理者所说的“复”即复除、优复,也不包括免除了租赋、徭役之民;与其所说的“复民”,同史书中的“复客”、“复田”也有不同涵义。     

《闲情赋》论纲

关于陶渊明《闲情赋》之系年与主旨,聊陈论纲如次。此赋,非为三十岁丧偶抒情之作,亦非四十一岁彭泽致仕以后之中期作品,应是接踵《感士不遇赋》,而作于晋宋易代之晚年,即五十八岁前后;二赋为姊妹篇。关于《感士不遇赋》,王瑶于《陶渊明集》、廖仲安于《陶渊明》,皆认为作于“晚年”,值得重视。     

再论意识的能动性

在《意识能动性刍议》(载《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刍议》)一文中,我认为“能动地反映世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倪志昂和隋军同志在《能动反映世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吗?》(载《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6期。以下简称“倪文”)一文中,对拙作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细读“倪文”,觉得其中不乏合理之处,但所提出的一些主要反对意见似难以成立。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的认识,以就教于倪志昂和隋军同志。     

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应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关于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问题,理论界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是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例如,《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发表的雷国珍、黄象品二同志《关于我国过渡时期提法的新思考》(以下简称《新思考》)一文,就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起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完整的表述应是:由     

《子虚赋》《上林赋》考辨——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龚克昌同志在《(天子游猎赋)辨》(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龚文)一文中,认为《文选》所收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应称为《天子游猎赋》,萧统不应该把它分成两篇,并认为除《天子游猎赋》之外,司马相如还另有《子虚赋》和《上林赋》。对龚文这些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今不揣鄙陋,粗陈浅见,既与     

语林偶拾两篇——中学文言文的语言研究

“岁赋其二”之争柳宗元《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岁赋其二”有两解。多数派认为“岁赋其二”表示一年缴蛇两次,少数派认为是表示     

也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同仇振中同志商榷

仇振中同志在《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载《山东师院学报》七八年第六期,下简称仇文)中认为,《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册把“大司马固”注为“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是不当的。”为了否定《集解》的注释(晋杜预注),仇文列举了四点理由。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队为杜注是可信的,提出来与仇振中同志商榷,并请同志们指正。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续]

二、经济类 《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九曰币余之赋。” 郑注: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币余,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 贾疏:云“玄谓赋,口率出泉也”者,按《大府》云九贡、九赋、九功各别;又见《司会》云“以九贡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令民职之财用,”贡,赋及功各别,赋为口泉也。是以郑君引汉法,民年二     

再谈“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概念——与刘德福同志商榷

读了刘德福同志发表在《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上的文章《也谈‘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概念》(以下简称刘文),很受启发。现在又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写在这里,以就教于同志们。刘文认为,为了弄清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涵义,必须“联系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作历史的考察”。我们完全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先看看刘文所作的“历史的考察”。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作于何时?

周振甫先生的《谈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载《中学语文教学》一九八四年十一期),认为《饮酒二十首》是陶渊明三十九岁时作。此说虽有旧说作依据,但从这组诗的内容、风格来考察,从对第十九首和第十六首的诗意来分析,我们认为此说不能成立。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是出仕时期。他在《归园田居》诗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陶渊明虽然不是毫无间断地一直出仕,但是,在这十三年中,他基本上是在出仕,即使闲居在家时也存在着出仕的愿望。只有到了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