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政权下山西忻县工商税捐征收之考察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各地日伪政权在沦陷区均以沿用南京国民政府原有地方财税体系开征捐税获取财源。文章以未刊的山西忻县商会档案为主体资料,在对日伪政权下山西忻县印花税、营业税、房铺捐等工商税捐征收细微考察的基础上,探析了日伪政权、商会、商民在税征中的互动,意在展现日伪统治下基层社会的税收实况。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卐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卐字会的活动包括进行社会救助和参与日伪活动两大部分.红卐字会的社会救助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参与日伪活动,则使红卐字会的活动具有了善恶并存的两面性.参与日伪活动实质上是沦陷区红卐字会争取日本的"政治合法性"的无奈之举.其实,红卐字会南京大屠杀时期活动的两面性正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红卐字会艰辛历程的写照.     

抗战时期日伪县级政权财政初探——以江苏南通为例

目前对抗战时期日伪地方政权财政的研究是个盲点。抗战时期,日伪南通地方财政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演变的背后是地方政权主导群体的更替。从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来看,日伪南通地方财政是典型的维持型财政,入不敷出,收入大部来自非正常收入,支出大部分用于维持政权运转,当局在地方公共事务中鲜有作为。这些情况揭示了当时的日伪县级政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社会,也凸显了其合法性之阙如。     

冀南地区解放前历代交通状况考

本文对冀南地区1945年10月4日获得解放前的历代交通状况分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前、京汉铁路通车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1906—1937年)、日伪统治时期三个阶段作了考察,指出1906京汉铁路的通车是该地区交通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京汉铁路及大邯、邯武公路的建成对邯郸20世纪的复兴起了关键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赴日留学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中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山西在日军的统治下建立了日伪山西省公署,在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安排下,曾先后向日本派出了四批共44人的留学生。在此期间还有部分在省外就学的山西籍学生通过其它的途径留学日本。抗战期间的山西赴日留学,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抗战时期关内日伪政权选派留日公费生考略

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忠实于日本的高级“人才”,日伪政权十分重视公费留日学生的选派,伪华北临时政府（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派了不少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为主,可以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扶植的伪政权及其所属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拔、派遣留日公费生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梳理,进而深化抗战时期的日伪政权留日教育研究。     

清末民初中日语言接触情形及其演变

清末民初时期,大量日本移民为实现淘金梦开始涌入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关东州、满铁附属地置产兴业,聚集生活.他们与当地中国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语言接触,导致显著的语言变化.日伪时期“协和语”中常见的中日语音杂糅、词汇借用、特殊的语法句式等特点都能在清末民初文献中找到佐证.因此,“协和语”并非只是日伪时期特有的语言现象,其萌芽在清末民初已经出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     

“运”而不“动”:华北沦陷区日伪铁路“爱护村运动”及其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铁路沿线治安、打击反日力量，从1937年开始陆续将华北沦陷区铁路沿线的村庄划入“爱护村”范围，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铁路“爱护村运动”。日伪通过各种手段动员铁路沿线村民尽心护路，但效果并不如预期。“爱护村”加重了华北农民的生活负担，其中无法解决的经费困境和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使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歧。这场由日伪运作、多方参与的“爱护村运动”在1945年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走向终结。     

日伪时期的南京帮会教门及其活动

日本侵占与统治南京的近8年期间,是南京帮会、教门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一个时期.本文以首次披露与利用多种档案文件与其他史料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日伪时期南京各帮会、教门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分析了日伪当局利用青、红帮的差别与矛盾,分别驾驭与利用,为其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险恶用心;而抗日地下组织派遣人员对各帮会教门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则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抗战时期,南京地区的帮会、教门组织及其活动出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抗战时期沦陷区话剧初探

对抗战时期沦陷区话剧运动的考察,笔者基于三个视点:一是全民抗战的总背景下,沦陷区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给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带来的特殊性; 二是话剧艺术自身的特点以及它发展到三十年代所继承的传统和面临的新问题;三是各沦陷区由于沦陷时间、地理特征、文化类型的不同和日伪当局文化专制上的同中之异,带来的区别和差异。整个沦陷区话剧运动的考察,可以1931、1937、1941年为界分为三个时期,空间上则分别为上述时间沦陷的东北、华北、华东三个地区。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与中国钢铁工业之历史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还没有开始考虑中国的钢铁工业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开始关注边区炼铁工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边区炼铁工业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不仅对鞍钢的恢复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还使中国共产党得以顺利接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各钢铁企业;毛泽东发出“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和“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鞍钢迅速恢复生产;毛泽东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伟大战略构想,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日伪统治时期“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

“粮谷出荷”是日伪统治时期农民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是在农业统制政策下,以极低的官定价格,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把日伪所需的农产品全部掠夺到手。该政策的实施完全是依据“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表现出明显的掠夺性,农民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完成任务。“粮谷出荷”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伪满时期水稻发展研究

伪满时期,日伪当局为保证日本国内的大米供应,以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的农产资源,在东北实行强制发展水稻生产的政策,从日本、朝鲜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制定和实施水稻增产计划,水田面积和水稻产量逐年增加,水稻耕种地带进一步扩大。然而,伪满时期东北的水稻发展是一种适应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战争需要的畸形发展。由于日伪当局对东北水稻生产实行"统制",推行"粮谷出荷"政策,所以在水稻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整个东北农业生产却处于萎缩状态。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

日伪统治时期,棉花作为重要的军需产品,其种植和生产受到日伪当局的高度重视.作为具体的增产目标,1933年,伪满洲国制定了20年棉花增产计划;1937年以后,日伪进一步加强对棉花的掠夺,重定棉花增产对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确保棉花供应,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指定的植棉地点,必须强行种植.对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棉户,施以酷刑,棉农售棉时更是百般刁难,压等压级,克扣极为严重,棉花从生产到分配全部被日本人控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棉农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东北现代文学史》编写协作会在沈阳举行

由东北三省文学研究所和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师范学院、锦州师范学院等单位派人参加的《东北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协作会议十月在沈召开。该文学史的编写,是在近几年来学术、教学工作者对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占领时期)文学状况的研究、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基础上开始的。与会者指出,《东北现代文学史》应是一部新民主主义,亦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发展史,它的成就和经验,应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光辉一页。萧军、萧红、舒群、端术蕻良、骆宾基、罗烽、白朗、金剑啸、穆木天、李辉英、塞克、高兰、金人、马加等在     

论日伪对江苏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统治

抗日战争期间 ,侵华日军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稳定其在占领区的统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日伪在江苏地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首先论及日伪在江苏的基层政权建立的情况 ,即由维持会、自治会向县级傀儡政权转变的过程。其次 ,对日伪在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清乡运动是日伪将其统治触角延伸至乡村基层社会的手段。最后 ,本文还对日伪控制基层社会之绩效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是在汪精卫政权建立以后 ,日伪通过清乡才在苏南地区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的控制 ,而在苏中和苏北则仍然无法完全控制县级政权。至于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 ,尤其是在农村 ,日伪政权则基本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最准确的回答

日伪时期，我刚16岁，报考了沈阳一所日本人办的中等专业学校。这所学校以教育有方出名，报考的人很多，因此录取也很严。笔试合格后，还要进行面试。     

解放战争时期的哈尔滨经济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宣告解放,哈尔滨的城市经济也随之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革命根据地的国营经济或公营经济,大都是在接收和改造日伪统治时期的殖民地经济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主要包括:工业、商业、金融业、航运业、邮电业等几个行业.     

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方女性社会地位与服装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对服装产生着潜在、持续且深刻的影响,它是考察女装发展变化的一个独特视角.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时期,女装的款式造型和装饰手法的特点与变化,与该时期女性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状况密切相关.     

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

本文从区域经济史的新角度 ,细致考察、系统研究了秦汉时期黄淮平原这一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产区的农业生产的总体状况和具体部门的生产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