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制度与国际秩序

在国际秩序演变进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以权力分配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均势与霸权,一直是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和交往合作的加强,规范和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现实主义困境",通过国际组织这一规范和制度的载体,构建和维系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     

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责任承担:行为表现与实践成效

国际制度是全球和地区事务治理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各种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国际制度外交,使其融入到国际治理的规则体系和实践活动中.中国在通过国际制度外交参与全球及地区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开始更多地秉持以共享型、问题解决为导向的主权观,对已有国际制度表现出良好的遵守记录,积极、主动地根据自身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发起议程设置和制度倡议,积极推动地区组织机制的建设.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制度倡议与建设行为推动了地区治理网络的构建,改进了地区及全球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从而对全球及地区共同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交流对话,实现"共同管理的和平"

“共同管理的和平”强调世界各国、各种国际组织共同维持和推进和平,反对霸权治理和少数几个大国主宰的和平;强调合作、协商、对话与和平共处,反对敌视、对抗、挑衅和以强凌弱。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和平形态。和平的实现,需要有保障和平的规则。保障和平的规则应当建立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而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国际规则又是在通过交流对话在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形成的。     

论国际机制安全

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政治的某一领域中 ,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总体。国际制度构成国际机制的主体 ,国际组织是国际制度安排的结果 ,是国际制度运行的平台。国际机制具有内生性、自我实施性、有限的有效性、层次性与广泛性、主客观统一性等特点。国际机制安全 ,是指国际机制保持相对稳定、完整 ,并公平、正义 ,健康发展的状态 ,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国际机制安全包括对已有国际机制的维护和新国际机制的创新两个层次。国际机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深远 ,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极为密切。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及其治理机制

文章试图从全球化的视角透视国际秩序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机制,从中探讨当代人类社会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化进程。在机制化的层面上,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革命性变化,更将投射到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创新进程中,有助于国际关系从传统的等级式霸权秩序向平等式民主秩序渐进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国际机制、通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框架和国际规则的治理方式正在成为新的秩序共识与发展取向。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亦即蕴涵于这一漫长而曲折的机制变迁和创新之中。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评估

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模式也由原有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向有限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呈现多方向的新变化。除国家政府之外,就国际组织而言可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两种。文章将探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是否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替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两大组织为例,从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功能需求方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与治理有效性的评估。     

联合国安理会制度有效性的考察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是衡量国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从制度的功能到制度效果的研究轨迹,通过对2000-2005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所处理议题的分析,利用设定的评估方法,考察联合国安理会职能运行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它目前职能的发挥是复杂的,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性的议题中安理会的职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制度有效性较差,而在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和全球性议题上安理会相对可以发挥比较充分的作用.     

区域合作视野下府际合作治理的法理界说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府际合作治理日渐成为区域合作之制度选择。而府际合作治理是一个尚未取得共识的概念。学界定其内涵乃是府际合作治理良善运作,尤其是府际合作治理公法制度构建与完善的逻辑基础。从主体看,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公共组织、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从机制、模式看,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强调问题解决、目标导向与管理创新的多元化治理;从价值理念看,府际合作治理是建立在尊重、信任、协调、共赢基础上的合作治理;从方式看,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强调制度创新的制度性治理。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密切且频繁。二者之间关系可以大致区分出抗争型互动和协作型互动两种不同模式。不过,二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将是二者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面。总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平台,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拓展了政府问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并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更为重的是,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以之为杠杆,进而影响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并推动国家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     

中美分歧的深层原因:以政治文化为视角

中美关系中的差异行为可以从政治文化包含的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这三个层次寻找原因。从意识形态层次看,中美两国对共产主义的不同认知,反映在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以及对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态度的分歧;从政治心理层次看,"中国例外论"和"美国例外论"的根本差异导致两国对世界的认识、对国际组织的看法也有不同;从政治价值观层次看,民主是否能够带来和平成为两国争议、分歧和差异的深层原因;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的分歧成为损害两国关系的"暗礁"。     

对国际机制发展的重新评估——以权力和制度相结合为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的自助行为是权力相互竞争的产物,而和平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则来源于权力和制度的共同作用,国际机制就是为适应权力的合理分配而设计的国家间竞争合作的制度化安排。运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关国际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可以从权力和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来评析国际机制的运行和发展。     

浅论国际法治

建立国际法治,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发展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法治应包括国际法律治理、国际法律至上、国际法律面前平等这三个要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法体系下建立国际法治仍然存在许多现实障碍。     

以和平的理念重塑国际传播秩序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最理想之境,不是在全球传播战争和冲突的价值理念,而是努力化解各冲突方之戾气,建构和平之舆论环境。重构和平传播理念,无论是个体、媒体还是社会组织要充分传播和平的正能量,这是解决人类心灵的困境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方案。     

影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因素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历史上每一次国际体系转型都要经历革命的洗礼或战争的阵痛,而当前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却在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浪潮下出现了和平转型的趋势。影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因素是体系内实力结构的变化、地区整体性制度建构的缺乏和难以形成地区观念的认同。面对东亚国际体系转型,中国的战略选择应是积极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创建国际机制,探索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加快国内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     

国际组织对条约法制度的影响

国际组织 ,是以国家间的正式协议为基础而订立的。这些国际组织对条约法制度产生了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影响。综合性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广泛 ,对条约法制度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专门性国际组织出于其特殊职能的需要 ,往往在条约的缔结程序、表决制度上有所突破 ;区域性国际组织超国家因素反映在条约法制度上 ,则是出现了混合协定这种新型的条约。     

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国际运输业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公共物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特有的提供方式。本文以国际运输业为例说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基于彼此间在制度能力和合法性方面具有的互补性,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与世贸组织通过制度协调,合作提供国际运输业的全球公共物品。     

迈向责任理念的中国主权及其实践

主权不仅是权利(权力),也是国家承担的对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国际社会里存在着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主张.实际上,中国主权最初就是以承担、履行保护国内人民的责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同时,中国主权的早期实践也证明了其对国际和平稳定的责任承担.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严格地遵从国际制度与规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主权代表和维护着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主体身份、地位,所以中国坚定地保护、提升其主体身份、地位.同时,主权也代表反映了具体的权益,中国总是平衡协调这些主权权益的冲突.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不是盲目地听从外来的行动指导,而是根据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来承担、履行责任.     

西藏党组织建设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探析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组织建设经历了萌芽与形成、探索与曲折、恢复与发展、创新与完善四个各具特点而又一脉相承的发展阶段。探析西藏组织建设的发展经验,要深度考量组织建构和治理过程两个方面,不断探究党的组织制度、领导体系、自身组织建设法规和巡视监督机制等各个层面的内在规律,优化西藏组织建设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顶层设计、夯实基层组织、建立组织法规、实施系统治理等环形对接模式。展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推进西藏组织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依托,以文化建设为要领,全面推动西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和平崛起应有的战略储备分析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政府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和平崛起意味在突破一国崛起往往伴随国际社会动荡与冲突的传统范式。和平崛起实现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必须有足够的战略设计和战略储备。和平崛起要求崛起国有更强的自主创新发展能力、更强的军事威慑力和更强的国际协调力来化解国际矛盾与危机,实现本国国家利益与战略需求。和平崛起实际上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思想方法、路径设计以及各个相关层面进行足够的战略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