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改新性质博弈论——兼论日本律令时代的封建性

一般认为大化改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次社会政治经济大变革之一,然而,对于大化改新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原始公社制延续说、奴隶制确立说、奴隶制巩固说、封建制确立说、封建制巩固说,对此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而笔者通过比较分析后认为,日本大化改新是一次社会变革,其确立的社会具有明显的封建制特点,大化改新使日本封建制社会得以确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经作为1950年代初新中国文坛重要的文学观念,并成为新国家意识形态,它规范支配着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也规范支配着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现代文学史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图解框架,而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中国出现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的佐证,这对后来文学史叙述成为政治斗争“工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

在蒙古族法制传统的影响下,以及考虑到元代建立之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元廷废弃了律令法典,同时编集条格和断例,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整体表现为"弃律用格例"的倾向。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在元代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这既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但其法律体系不再是"律令法律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元代成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再次佐证了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连续性。     

试论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道路

1 纵观各国不同的法律文化,在法律基本精神的确立方面,不外有几大系统:一是个体本位,视国家为个人联合,强调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古罗马法与近现代西方法即属于此列;二是宗教本位,用神代替人,用信仰与服从代替世俗权利义务,用教义经典代替法典,古印度法、伊斯兰教法、中世纪欧洲教会法都属此列;三是宗法家族本位,奉行宗法家族至上、社会集体主义、义务第一的法律原则,中国奴隶封建时代法律传统主旨当属此列;四是国家本位,以个人为实现国家目的与职能的工具,用国家利益取代个人利益,战前德国日本法西斯法显属此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有财产不可侵犯,保障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等社会主义法律原则,形成了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个体本位,又不同于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新型社会主义法律关系。但由于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     

年夜饭——吃的是“好彩头”

尽管历史的长河绵延数千年,但中国人对家的祈福,对年夜饭的期盼,依然深埋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传统的年夜饭南北差异很大,但都必须丰富,而且极具美好寓意。年糕、饺子、汤圆是北方最具传统特色的美食。在一些地方,年糕也叫"年年糕",取汉语谐音"年年高"之意,表示人们期望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年糕可以与菜、肉混合煮成汤,中国有句老话叫     

以“五常”调适“三纲”:刘向整合两种价值观念的努力

"三纲五常"是儒家思想中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政治伦理原则,是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事实上,"三纲五常"并不是天然地存在于儒家思想之中,而是"三纲"与"五常"两种长期潜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碰撞与融合的结果;"三纲"表现为强制性的、垂直式的、单向度的价值规范导向,"五常"则表现为引导性的、水平式的、双向度的价值规范导向。从"三纲""五常"分论到"三纲五常"作为整体的出现,其间经历了诸多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尤以刘向的努力为代表。刘向选择以"三纲"为本、以"五常"调适"三纲",使其内化为上位者的行为准则与下位者的道德律令,发挥着切实的约束作用,真正开启了两种价值观念的整合与熔铸;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始于阴阳灾异,而终于对礼制的推崇,不但推进了"三纲五常"思想的形成,也逐步将其推进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论胡适的“书院情结”

胡适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泰斗级人物,他对书院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胡适的＂书院情结＂有其早期教育、个人求学经历和家庭社会环境的根源,学习西方、反思传统、探索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救国之路,是胡适＂书院情结＂的根本原因。胡适对古代书院的源流、制度、经费及运作模式和精神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凝炼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精华,总结了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独特价值。他对比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现代型大学之后进行的深刻思考,至今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朱熹关于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思想研究

朱熹所倡扬的＂天理＂就是儒家伦理纲常中的＂五常＂,亦即＂仁义礼智信＂。＂仁＂与＂理＂相结合,成为先验的宇宙最高真理、普遍规律、万物本体,伦理道德的总原则,人们认识与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理一分殊＂,即以伦理＂五常＂为内容的弥漫宇宙的道德意志与道德律令的绝对理念,由此论证本体世界（理）与现象世界（人、物）、抽象的＂形而上学＂道德理念与具体人间＂形而下＂的道德行为、言谈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合,同质异体的互动关系。     

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

由于在东汉形成了"儒教国家","儒教的国教化"得以完成。"儒教国家"形成的指标应包括四点:1.作为正统思想的儒教体制的形成;2.儒教一尊体制的确立;3.儒教渗透到中央及地方官僚阶层并为他们所接受;4.儒教统治的形成。在这四个指标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指标是在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会议上确立的;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则是在东汉初期就已经确立的。换言之,东汉时期"儒教国家"的形成可以从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上找到答案。"儒教国家"通过重新解释其所依据的经义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皇帝由儒教得到其支配正统性,并利用具有儒教教养的文人官僚和与他们同样出身的在地势力来进行统治,这种传统中国固有的国家支配体制,一直延续至道教、佛教隆盛之后。东汉"儒教国家"的支配体制与儒教的关系,是传统中国国家支配的理念基础。     

“这个世界会好吗?”——正义的“现实”逻辑如何可能

基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市场化社会之结构分化与利益冲突现实,面对业已"复杂"、"多质"、"差异"之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秉持马克思主义之实践的历史—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立场,反思传统的基于抽象规范理性与单一制度框架诉求的话语和批判范式,有效借鉴阿玛蒂亚·森等有关正义理念之思想成果,超越正义问题之"自然法则"与"文化律令"的论争,关注社会正义实现之可能的"现实逻辑",藉此逐渐实现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变革。     

物权概念的再探讨

文章认为物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利。物权具有双重特性 :支配性和对世性。我国当前的民事立法应当采纳物权的概念 ,应当制定一部系统、完整的物权法而不是财产权法。其在内容上与十九、二十世纪的物权都应当有较大的区别 ,更不能将其与罗马法、中世纪的财产法相提并论。同时文章对采纳物权的概念是否会导致“见物不见人”的状况产生、采纳物权概念的必要性、能否借鉴英美法的经验、物权法是否有必要规范无形财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二战”前日本现代中国学的生成动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出现了以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的现代中国学。日本出现这种研究的动力在于: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形成与确立,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学;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为现代中国学的诞生准备了理论和方法;现代高等教育的创办、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西学与现代中国研究的结合。     

《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明代“令”的作用与法律效力

<大明令>是明代洪武初年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其与<大明律>形成的律令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律令体系非常重要的样本.从法律形式与适用方式上来讲,<大明令>与<大明律>有很多不同之处.随着明代立法的完善,"令"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效力依然存在,这种效力部分来自于其立法精神与其他法律形式的一致性,部分来自于统治者遵循"祖制"的传统.而明代中叶以来,"例"的修订与"会典"的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中国管理环境的情境因素：文化、人口与机制的深层结构

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在于＂内容与形式＂、＂质量与宣传＂不一致的二元形态,这种特殊性源于历史文化、人口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所构成的机制作用。由此,中国情境管理既要应对复杂人口环境对组织的挤压、渗透和影响,又要应对渗透进骨子里的文化传递影响,亦即传统文化作为亚文化结构因子的观念意识、思维模式、心理惯习和行为方式的韧性约束与隐性支配。或者说,基于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具有典型的＂暧昧＂特征,暧昧文化与暧昧法则控制了组织所谓知行一致和表里如一的表达方式,支配了非正式组织的利益取向和私下行为。     

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

从五帝时代的共识的中国,经过三代的带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国,再到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天下型国家,天下-中国的政教形态得以确立,这一形态集种姓民族、国家形式与文化文明形态于一体。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纳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国家形态之中。这种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与无限支配的统一体系:一方面,通过以家、国等为基础的有限支配推动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另一方面,通过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反过来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与国-家要素、文明要素与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

营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手“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大宰时期。他能够从众多的“诗臣”中脱颖而出,成为退拔干流俗的真正的“特人”,并进而成为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冠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变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     

作为医疗过失判断标准的“医疗水平”认定——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与借鉴

＂医疗水平＂作为医疗过失判断标准已为各国法律所承认,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该标准的内容到底由法院确定还是依＂医疗规范＂来确定是该问题的核心。美国和日本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呈完全相反的历程,向我们展示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在我国,＂医疗水平＂的认定既不能单纯依赖＂医疗规范＂,又不能完全由法院自主认定,而应当采取以＂医疗规范＂为主并参考其他因素的做法,使得法学和医学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法学研究中存在“知识遮蔽实践”吗?——反思新保守主义有关“中国理想法律图景”的承诺

近三十年乃至自近代一百五十余年来,中国的法学研究主要处于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之下.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依旧是现代化的继续,由此,"中国--全球"二元结构分析模式并不能获得比"传统--现代"二元结构分析模式更多的正当性.中国法学研究中不存在"知识遮蔽实践"的问题,新保守主义对于现代化范式支配下的中国法学研究处于一种"知识遮蔽实践"的判断是难以成立的,这是由于新保守主义有关"中国理想法律图景"的承诺在论证的逻辑上出现了理性建构主义立场和自然演绎主义立场自相矛盾所导致的.     

“adv＋n”格式探析

＂adv＋n＂格式日见频繁,在尊重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摒弃传统认为其不成立的观念,从学者相关研究出发,考察了进入＂adv＋n＂格式中的＂adv＂、＂n＂之语法、语义、语用等特征,进而分析＂adv＂和＂n＂组合的条件,并以此来预测＂adv＋n＂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