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视野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探析

在边疆治理中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认同整合进行研究,事关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文章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三个方面进行探析,对于多民族国家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统一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基于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大统一政策的政治文化感召以及南迁德宏后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近代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侵的重大历史契机中,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使云南景颇族的政治文化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烈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即中国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它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现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对于构建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东北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我国东北边疆位于东北亚区域的中心地带,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还有广泛的地缘利益,并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因此,东北边疆文化治理问题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民族交流交融程度低、西方价值观念渗透严重以及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强化不到位等原因,导致东北边疆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较低.出台惠民经济政策、普及汉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抓住学校教育主阵地、增进民族文化提炼和发展,是各民族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的关键.     

媒介技术的阈限:云南少数民族的触网习惯与文化认同实证分析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多民族文化正经受着互联网的洗礼,在此语境中,本研究试图探讨云南少数民族网络接触的现状,进而探究这种触网行为对其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经济与地理条件的制约,云南一些少数民族接触网络的态度与行为呈现较大差异性。而且,由互联网终端(电脑与手机)所建构的媒介环境影响着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感知,并对其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一定的解构作用。     

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以中国西南边疆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沿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该国跨界民族的向心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跨界民族为了获得区域经济的最大化利益或者获得所在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以缩小区域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经济差距,地缘认同成为跨界民族的政治诉求,地缘主义成为跨界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构成了边缘地带的地缘主义思潮,跨界民族以地缘民族文化和地缘民族宗教为认同,形成了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为诉求的跨界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增强我们对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认识。     

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得与失

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和川西南等地的西南边疆,秦汉时进入封建王朝的版图。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经历了变动起伏的发展过程,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也十分丰富。对1840年以前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施政中的得与失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     

“寻找国家”: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

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情感认同,强调超大族群共同体认同的合法性及其作用。国家整合通常要求放弃族群特性,使族群文化边缘化。这恰是引发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下,蒙古精英的国家认同及其行动面临多重选择和困惑,表现出极不稳定的态势。文章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族概念、近代汉族精英的民族主义话语以及近代汉人崛起的背景出发,讨论和分析了当时蒙古精英的叙述结构、国家认同及其行动,展现其复杂性、独特性,以及因此出现的国家与地方危机。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之比较

从秦汉开始,中原中央王朝就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经营与开发。但是,历代统治者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观念并非平面化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甚至反复的长期历史过程。明清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前后相承的两个政权,继承了汉唐以降的治边思想,逐渐形成系统并日渐走向成熟。由于统治者的民族身份及其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时代问题不尽一致,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明显的差异,反映了治边思想的时代性和继承性。     

诸葛亮西南边疆治理及影响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秦汉时期疆域大为拓展,汉代则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中国很早就有“大一统”“华夷一统”观念。继秦始皇、汉武帝开发、经营西南,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对该地域进行了多方面治理：健全郡县制,树立中央权威;削弱夷帅大姓势力,尊重其习俗;推广内地生产技术,减轻剥削;修复道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等等。诸葛亮儒法融通的思想与治理西南边疆的策略,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西南各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国家认同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灵魂和品格,文化作为民族成员共同信奉的思想观念一以贯之,代际相传。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动力之源,是国家认同最深厚的基础。以文化认同为契合点来固基国家认同,强化了国家认同的心理依据和思想基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增强和拓展国家认同的空间。当今,通过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凝聚共识,探讨中国国家认同的强化之道,提升民族的整体归属感,尤其重要。     

苗族、布依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探讨苗族、布依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状况,为培养提供依据。苗族、布依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递增的趋势。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建制”与“安民”——边政学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及其当代启迪

民族问题，实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建制”“安民”两个关键词，由此梳理边政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如何在此背景下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建制”即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安民”意味着边疆民心安定，文化向化，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两项任务的核心，均在于把握边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平衡。从“建制”“安民”的角度，可以将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并可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框架。     

后现代主义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从理论观念和时代生活两个层面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生变化,其中包含着利弊交织的两种力量:它消解"整体"、"中心"观念,使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异质性和唯一性等得到强调;它用"后现代"方式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学推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导致写作的浅浮化、碎片化。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所持有的文化态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融合——张君劢民族国家观简析

以往的观点认为,张君劢的国家观是以民族为本位的国家观,偏重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其实他的国家观是兼顾了民族和民主两个层面的内涵,既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又把重点放在民主国家建设上,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融合。他的民族建国理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建构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集体身份认同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关于多民族国家统一问题的思考

集体身份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然拥有的社会角色,而对某种集体身份的认同或排斥则是选择的结果。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集体身份认同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整合和统一的成功与否。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最重要的政治性集体身份认同。在多民族国家内部,这两种集体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受到诸如民族政治地位和群体规模,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文化的属性,民族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状况和现代化水平,族际交往状况,国家的民族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综合考量这些影响的基础上,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制度应以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认同、弱化其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为目标,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这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情感和心理基础。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国家认同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复杂的实践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增强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意义重大。民族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决定了国家认同必须在民族文化的事实与引导构建的规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无论是对民族研究的原初主义的客观范式还是现代主义的主观范式,均不能很好的协调民族、文化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只有在尊重承认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客观性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各少数民族文化朝一体性、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能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平衡,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