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中的公民伦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伦理思想

公民伦理是相应于公民与其陌生他者相互之间交往关系的基本规范。在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语境中,人民主权亦或公意是卢梭公民伦理思想的基本方式。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其社会契约思想和公意观念的逻辑结果。由于公意概念的公共性,它比起人民主权概念的虚幻性来说显得更为具体“。公意”概念赋予了卢梭公民伦理思想以共同体的生命、意志及公共人格。因此公意概念,相较人民主权概念,更是卢梭公民伦理思想表现的基本方式。基于此,卢梭公民伦理思想的价值目标在道德高于利益的前提下,都可能地体现为“共同体的基本正义”。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思想浅析

社会契约思想的前提假设为自然状态的存在。卢梭的"自然状态"是较为独特的,某种程度上会产生一些可能性的误导。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

西方政治理论界晚近出现的所谓"公民的回归"事实上是在复兴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丰厚的理论资源,它先后经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早期文艺复兴城市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几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为公民身份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要素。但是,总体看来,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局限使得这种公民观念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衰落。在现代大众—官僚社会重振公民理想,必须正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缺陷。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问题及其出路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精英主义、男子主义等严重问题,而随着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单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元公民身份的挑战。本文通过吸取和综合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试图重构一种更为融会贯通、具体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公民身份模式——自由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以适应当今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社会。     

从《社会契约论》看卢梭政治思想

卢梭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思想影响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而且对于当今的政治生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总结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卢梭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的主要内容,来探究其思想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借鉴价值。     

社会权利兴衰与西方公民身份逻辑嬗变——以T.H.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为线索

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在西方公民身份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它以社会权利为焦点、以国家职能扩张为支撑,建构起制度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模式,推动公民身份研究方式实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变革。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引导形成了以追求实现结果公平为目标、以科层管理体制直接组织生产或干预社会福利生产为手段的古典管理主义公民身份模式。但随着公民权利的复权以及社会权利的失落,古典管理主义公民身份模式逐渐解体。虽然,诸如文化转向与各种非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都在试图从不同层面解构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但要跳出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逻辑,关键在于把公民身份的语境向政治经济层面推进,以找准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矛盾的根源,深入理解公民身份的逻辑转换。     

公民社会的生成与公民身份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在于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公民社会空间。作为历史范畴的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品德,对我国公民身份的变迁起着共生性的推动作用。公民意识不断增强,改革之前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及二元色彩逐步被现代公民的角色所代替。公民身份是极其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根据现代公民身份理论,其基本含义主要强调单体公民的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责任、义务精神,对共同体的责任。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从身份到契约与从契约到身份--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模式探讨

一切社会的进步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进步因其文化负累与制度缺陷,出现了平等与公正二者的非有效契合现象。通过对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建构契约社会的整体框架下,充分关注契约体制下存留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由此可以导引出中国社会进步应是一种整体打造平等、同时兼顾公平的独特模式。     

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建构:从身份走向契约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典型身份社会。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身份是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个体具有高度的依附性。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泛行政等级制度,将社会建构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社会呈现准身份特性。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契约社会。市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自主、平等、法治成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呼唤契约文化、契约理论和契约实践,以推动体制变革与制度创新。     

卢梭“公民宗教”思想探析

卢梭通过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检讨,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思想,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宗教对一个政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基督教本身并不适合作为"公民宗教".只有当一种宗教信仰本身不但能够重新树立起"仁慈的、全能的上帝"的至高权威,而且能够激发起人们对社会道德与自身职责的遵从和热爱的时候,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而确立起来.虽然公民宗教起着整合社会大众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作用,但其绝不游离于世俗社会之外,更不会与世俗的政治权力相对立.     

公民身份认同:政策协商对话中的社会粘合基础

公民身份认同能够为政策协商对话提供社会粘合基础。从应然层面来讲,公民身份认同催生了权利意识的觉醒,改变公民的政治冷漠状态;提高了社会成员身份平等的认知,消解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公共性疏离;养成社会共同价值观,形成了公民间的引力磁场。但是,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诸多因素造成了公民身份认同的困境,使社会成员难以粘合。就此,需要一系列的路径设计来提升公民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完善公民教育系统设计,强化自我概念的建构;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权利与责任的认知;拓展参与型公民文化环境,增强社会成员相互包容性;建构多样化协商场域,激励公民在场与发声的动机。     

公民与修辞——兼论昆廷·斯金纳的公民理论

公民理论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基础,大多共和主义理论都赞成最广大公民的直接参与,斯金纳则指出:国家要共和首先要有积极的公民,积极的公民要达致国家的共和除了要有传统的美德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理性与修辞。斯金纳认为,一方面共和国的领袖门需要掌握必要的演说技巧,高超的演说能力,以说服大众公民接受有益于公共事务共同之善的法律和政策,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也要具备充分发展的理性来识别和判断领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能通过自己的修辞和演说能力去发表自己的主张。     

基于公民共和主义视角的行政公益诉讼

在公民共和主义的框架中,既要强调公民的自主,更要强调公民对共同体的责任,公民不仅是承载权利义务的主体,更重要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行动者。传统诉权的讨论焦点集中于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自由主义个人至上的公民观在诉权领域的体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具体的个人利益往往与抽象的公共利益相互纠结,在为个人利益斗争的同时也是在争取公共利益,公法领域的诉讼往往与公共利益有着某种关联。     

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再思考——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正>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理念和不懈追求。作为一种理念,民主(Demokratia)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中,由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复合而成,意为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作为一种政体,民主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同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和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迥然相异。它要求,只要是公民,都有权利和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

从霍布斯、卢梭到罗尔斯、诺齐克,契约论伦理思想可谓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之中显现了强大的内在张力。而无论古典主义契约论伦理思想亦或罗尔斯的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建构的前提均含有自由,并使其在思想中达到一种统一。就内容而言,卢梭和罗尔斯均是从一种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就思维而言,他们均是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文中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的分析阐述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统一,旨在表明自由精神的价值和生命。     

公民身份: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论女性主义对传统公民身份理论的批评

女性主义研究表明,公民身份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公民身份的两大理论传统从公私领域的划分、公民主体的预设、到普遍主义的基本理念都是以男性经验和利益为基础的,忽视了女性的特质和需求。这一高度性别化的理论建构正是女性不能充分实践完整公民身份的理论根源。女性主义要求打破西方政治思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塑公、私领域,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道德基础,打破伦理领域的男权制统治,揭开传统公民身份普遍主义的伪装,真正包容女性的差异和多样化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公民身份。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公民身份理论内涵探析

公民身份是当前政治学理论界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公民身份的理论内涵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释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各国重大政策和制度设置的理论背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涵义丰富的概念系统,公民身份在理论上统合了公民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和参与行动,在政治实践中包含了公民的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理念上体现了自由、民主和公平三者的矛盾与统一。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