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全球化时代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从国际社会学习的结果,民族国家的身份在互动中不断得到再造,使得主体间性认同(intersubjective identity)不断加深,偏好和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中,这种变化是朝着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方向迈进的,否则便难以发生。由观念分配形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这种发展和变化是以对利益增进的正向认同为前提的,从而规定了任何国家都在不断产生与封闭时代或前全球化时代大小不一样的国家利益。     

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国家利益建构

本文在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提出考察国家利益时应该把客观物质利益与主观认同过程相结合；利益的界定要把国内认同和国际体系认同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把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家利益是一国的全体人民基于国内和国际文化认同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与满足”。最后本文试图对当代走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国家利益进行了粗略的分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

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同实现反腐败的制度目标,由此必然产生二者共同行使监察权的问题。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监察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党的执政权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性质的监察权,这种监察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党管干部原则;另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国家监察权,这种监察权需要纳入由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法律监督权的运行秩序中。基于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虽然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但在具体运行机制上不需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而应向上级监察机构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落与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也是中国深度参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重大调整的时代.国家的属性决定着内政外交中"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日益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舞台的外围走向中心.这种地位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嬗变同步发生,国际环境的干扰和破坏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秩序中如何"趋利避害",完善制度优势、夯实发展基础、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并积极推动和引领建立更为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环境,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路径.     

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现实性分析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从本质上来看,这无疑会涉及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国家利益及国际责任的定位,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推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的形成和阐释既受到一国特定因素作用，也受到国际规范影响。对于渐趋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来说，国家利益的生成在此背景下变得更加理性。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要包括发展利益、主权利益、责任利益和制度安全利益四方面。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利益研究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其理论形态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范式间的演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方法的代表,将国家利益视为外生于国际体系而先天给定的因素,对安全、权力、财富等物质利益的追求则是国家恒久不变的行为动机.但在建构主义看来,国家利益本源上根植于认同、规范结构中,包含有理念主义内涵,它内生于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中,认同建构国家利益,并进而决定国家行为的图景变化.     

美对华贸易政策倾向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在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尽管中美两国领导多次重申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均表示致力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既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也有利世界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中美间政治、经济、战略互信还未真正建立,在国际利益格局不断转换的情况下,中美经贸博弈既是国家利益的体现,也是政治、经济、战略互信缺失的反映。显然,在当前国际利益格局转换以及＂中国因素＂凸显的态势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还需要建立必要的政治、经济、战略互信来支撑。此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如何看待和应对美日益强硬的、带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对华贸易政策倾向,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策性研究,更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确保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再思考

国家利益的界定 ,有内在的和外部的两方面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中 ,既有给定的、不会改变的内容 ,它往往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外交的基本方略 ;也有不断变化的内涵 ,它可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内生变量主要指广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 ,外生变量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各种相关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讲 ,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加权指数。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负有更大国际责任的国家 ,因此在思考国家利益之际 ,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以多维的视角确定国家利益及寻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     

新中心国家与世界秩序转型：中国复兴的世界政治意义

中国在持续复兴和强势崛起中发展成为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不同于处在守成地位的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是指在世界秩序中承担领导责任、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世界大国,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对中国与守成大国关系、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与现代世界体系关系的系统战略思考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国际定位的集中概括。新中心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产生的新国家类型,它改变了由国家实力界定的国际结构,从而推动了等级性国际结构向平等化国际结构的转化,也推动了霸权型世界秩序向协商型世界秩序的转型。中国将自身定位为新中心国家是在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制约下实现复兴的最佳选择。作为新中心国家,中国的复兴有着重大的世界政治意义：一方面,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类型,为世界秩序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推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战略,为世界秩序转型提供了动力源泉。新中心国家是推动世界秩序转型和保障协商型世界秩序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     

中国国家利益维护与拓展的制度风险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国家利益主要是内部利益 ,同时也包括许多重大的外部利益 ;国家利益不仅需要维护 ,而且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内部的发展与稳定 ,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基础和保障 ;适宜的国际环境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条件。而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 ,能否保持社会稳定 ,能否营造适宜的国际环境 ,最大的障碍是制度风险 ,即现有制度的缺陷和新制度的供给不足。解决制度风险的思路 ,就是加快推进制度的创新和建设 ,建立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保证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基本制度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从制度上确保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现实性分析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从本质上来看,这无疑会涉及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国家利益及国际责任的定位,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推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国家定位(1943-1945)

国家定位即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综合实力和外交政策需要,对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看待与界定.1943年-1945年间,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进行界定,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参与国际体系的创立,逐渐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际地位,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身份认同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胜利无法掩盖内政的失策之举,为新政权代替也是历史必然.然而,历史的外交遗产将影响着下一代中国人的寻求独立自强之路.     

邓平国际关系价值取向探析——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回顾邓小平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内涵,核心就是坚持国家利益的至上性.这是对毛泽东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深化和发展.这种转型,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正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正确树立,给中国的国际战略带来了强大的动力,中国外交也因此而焕然一新.     

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与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是在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对苏(俄)关系上,邓小平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国家利益观,即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反对霸权主义、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发展和提高实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等,这对我国外交方针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国家利益视域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

文化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和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一直以来受到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在现代国际政治关系中,国家的文化安全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态和运动样式.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安全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从而确保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国家利益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动力机制与前景探寻

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是在基于对国家利益、国家实力、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等的综合考量下进行的 ,这一系列的动力机制反过来也影响着日本未来联合国外交的走向     

发展视角下中国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探析

处于特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发展有先后之分,由于发展是国际与国内互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后发展国家在现实发展中效果并不趋同。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传统的农业国。新中国脱胎于土地革命,解决了发展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国际军事、经济竞争的双重压力,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极高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选择发展道路。中国在艰苦的实践和摸索中不断调整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断完善与社会的互动与沟通,培育了优秀的国家能力。当然中国还面临着种种问题和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仍未达到理想的平衡,因而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国家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

国家身份的选择与定位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界定、对外政策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国家在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认知自身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以及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国际系统、国内系统和决策者三个层次的变量影响和制约国家的身份选择和定位.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现时代,以模仿和社会习得为主要机制的文化选择机制对国家身份的形成和演变起着主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利益观的时代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利益观随时代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其基本出发点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并以此构成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秉持国家利益和国际礼仪相结合的原则,外交政策灵活务实.改革开放期间第二代国家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将“和平与发展”视为新时代的主题.全球化时期第三代国家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以世界多样性、多极化为前提,提出新的安全观.21世纪以来新的国家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理念是建立在“和谐世界”的基础之上,推进和维护中国核心利益.不同领导集体和国家利益观,在时序上各有重心,但是在思想体系上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