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生成：从神恩到人恩

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是恩德,即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君明臣忠的伦理规范和社会关系。中国恩德文化的生成,是从神恩到人恩的过程。商代是神权社会,对上帝的崇拜形成了神恩文化,王族领受神恩,拥有了统治权力,而“众”成为上帝赠予王族的礼物。周代是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敬天法祖,祖先崇拜实际上重于对天的崇拜,建立了礼乐制度,形成了带有人文性的祖恩文化。在祖恩文化中,圣王的教诲传达了天意,天意保民,产生了人文精神的萌芽。在春秋战国时期,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开始解体,走向家国同构的后宗法社会。这个时期人文精神开始形成,祖恩转化为家恩,报祖恩转化为报父母之恩,孝道形成;同时家恩转化为普遍的人恩,孝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忠孝一体,构成了恩德文化体系。     

日常存在与终极关怀中的“真”

“真”以及表达“真”的词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诚”、自然等向度上，“真”渗入于道德追求及日常存在的过程；从主体间交往中的以“诚”待人，到直面自我时以“真”律己，“真”的观念内在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并构成了人的日常存在的范导原则。与“俗”及此岸世界相分而又相合，“真”表现了其在终极关怀这一层面上的独特意蕴，以真俗互融、摄俗入真为前提，终极的关怀与现实的关切往往呈现统一的趋向。作为深层的文化观念，“真”既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又制约着现实的文化创造     

传统施恩与现代慈善的文化比较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处于从传统施恩向现代慈善过渡的阶段,传统的等级恩赐、狭隘恩报和封闭财产观在当代市场经济语境中,与现代公民权利、公益慈善和理性财富观发生碰撞。我国慈善生态建设,须扬弃传统慈善文化资源,吸收西方先进的慈善文化元素,培育公民社会和培养公共精神,营造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     

司马迁关于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

司马迁极力批判商鞅"刻薄少恩"的言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记?商君列传》全篇内容几乎都是为了批判商鞅。二是从《史记》的文章编排来看,太史公十分推崇儒家道德教化,因此对法家"刻薄少恩"言行尤为不满。三是从司马迁对其他法家人物评价来看,这种"刻薄少恩"的言行是太史公所批判的失德行为。司马迁对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对儒家道德教化的推崇息息相关。     

宋儒“道德文章”的研究路向

＂道德文章＂不仅可以从个人角度来指涉其思想品德和学识学问,亦可就历史文化的角度,指一种文明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文艺成就的有机集合。宋儒道德文章特指其道德理想、道德实践、思想智慧、事功实践、文艺成就等多种要素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具有实践的品格特征和辐射性影响。由于宋儒以宗教信徒般的热忱和执着,唤起人类活动包括文学活动中的道德意识、忧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追寻成圣之道,重视身体力行,践履不已,力求德言一致、文行相契;因而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生命之美相互内化、集于一身,其人格魅力得到感性呈现;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便是践履精神的美学呈现。把握践履精神,便成为研究宋儒道德文章的学术理路。     

中国恩情文化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群体本位的价值观,而这个集体价值的核心是恩情观念,所谓仁、爱、忠、孝、义等道德规范都建立在恩情观念的基础上。因此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恩情文化。恩情观念不同于爱,是爱的权力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施恩者具有对被施恩者的支配权力,被施恩者就失去了主体性,只能以附属于施恩者来报恩。于是所谓的集体理性的内涵就是家族、国家对个体施恩,而个体牺牲自我报恩。这一奴隶的道德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其消极影响至今不绝。     

我国社区报的发展态势及前瞻：2001～2014年

我国社区报实践探索可以以五年为界,划分为个别试验期、集体探索期、全面开花期三个阶段;实践模式可以依据经营模式分为政府资助、半市场化、全市场化三种模式。有关社区报的理论研究也可以以五年为界划分为零散研究期、持续发展期、稳步成熟期三个阶段。社区报研究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对＂社区＂和＂社区报＂概念的探讨、对境外社区报实践经验的介绍、微观上对国内社区报在地经验的个案探讨、宏观上对国内社区报在地经验的整体反思等四个方面。2001年以来我国社区报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如研究呈现出＂重实践轻理论＂的特征,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可能使得相关研究陷入主观臆断中。社区报研究者应增强面向经验事实的问题意识,拓宽研究视野,把边缘人群和欠发达国家的社区报实践纳入研究。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     

试论南朝恩倖的领兵权

恩倖是封建帝王身边宠幸的近臣,历代皆有恩倖存在,不同朝代,恩倖的特点不同。南朝恩倖表现出明显的参政意识,他们广泛而积极地参与中央决策、宫廷政变等政治活动。通过对南朝恩倖领兵权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南朝政治的特点。     

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是与政教合一、学在王官的礼乐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凸显的是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其文学形态是诗、书、礼、乐等反映礼乐教化的贵族文学。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是与政教分离、学在四夷的道德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张扬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其文学形态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论、说、记、传、辞、赋等精英文学。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是与成长为独立门类的艺术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强调的是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文学形态是注重形式和风格、强调审美和娱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美感文学。从局部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文体由俗而雅最后走向衰落的现象;从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呈现由俗到雅再到衰落的趋向,而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准此,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描述,对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策略。     

“大民族主义”抑或“普适主义”——张荫棠《训俗浅言》、《藏俗改良》析论

张荫棠筹藏时期颁发了《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训俗浅言》、《藏俗改良》所表达出的一些思想文化,被后世一些学者指责为大民族主义。回到历史现场,张荫棠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与晚清中国面临的救亡图存以及民族国家建构——这一时代问题密切相关,有历史合理性。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训俗浅言》、《藏俗改良》在宣扬普适主义价值方面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生命来源观:中国家庭养老内在机制新探讨

"血亲价值论"认为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内在机制是由一种存在于观念和价值层面的报恩意识所驱动的行为模式.从"血亲价值论"的论证思路及结论来看,血缘只是子代对父代生成报恩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儒家文化圈中所奉行的"父母于子女有恩论"的生命来源观则是报恩意识形成的关键.生命来源观是一个族群对个体生命源出何处的一种文化认定,是对父代生育子代这种生命延续状况的文化理解.社会转型时期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将改变传统的生命来源观念,从而影响子代对父代养育之情的认可,进而削弱子代对父代的报恩意识,最终将深度瓦解中国家庭养老的生存机制,使中国家庭养老陷入新的困境.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雅俗之辨,其实就是文化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层面)与大众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层面)的对峙。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即雅与俗的两分。然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行为实践,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大趋势,无论是由雅趋俗,还是由俗返雅,尽管是时代风气的表征,但其最后的归趋则是经历了雅俗互动之后的雅俗兼备。     

“宾帝”非“先帝”小考

“宾帝”一词 ,古代典籍中多有用例。《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均未收录。《汉语大词典》为单独义项 ,释为 :语本《逸周书·太子晋》 :“吾所三年将上宾于帝。”孔晁注 :“言死必宾于天帝。”后即以“宾帝”指先帝。孤证为唐代沈期《追册章怀太子张良娣文》 :“恩绝宾帝 ,七日无归 ;义申从子 ,百龄先谢。”按 :《汉语大词典》释义错误。“宾帝”非指“先帝”。孔晁注文“言死必宾于天帝” ,当为“言死必宾于先帝。”从词性上看 ,“宾”乃名词意动用法 ,“宾帝”即“以先帝为宾”。《大词典》收“宾天”一词 ,即以天为宾 ,婉指帝王死亡。…     

杨时生命哲学浅论

杨时的生命哲学包含其生命起源观、生命态度和生命修养观、生命价值观和道德实践观、生命栖居观。其生命起源观渊源于《周易》,关于＂气＂的观点受张载和＂二程＂很大影响;其生命态度表现为敬畏天命、顺应天命并发挥人的主体性,养气是珍惜生命和个体心性修养的重要方式;其生命价值观为社会道德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其道德实践观是对《中庸》之＂诚＂的践行;其生命栖居观主要体现在诗文中,表现为对天人合一、＂曾点之象＂、＂颜回之乐＂的追求,但又充满忧患意识。     

“民族主义”内涵之我见——以法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特点为例

民族主义是共同体的自我标识方式,即突出自己的传统、文化、语言或宗教,强化和表达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身份,并以此为基础把共同体转化为民族国家.从意识领域看,民族主义有三个层面,即情感意愿、理智认同、理性自觉.与此相对应,在实践领域,这三个层面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也都有所反映和表现.     

“崇尚荣誉”的价值审视及其实现

荣誉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类道德与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崇尚荣誉＂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当代革命军人的荣誉观,也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础,它对于当代革命军人个人与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或价值。     

文化的三阶层——论钱穆的“文化构成”说

在钱穆看来,文化即人生。人生必须面对＂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相应地,文化则是物质的、集体的和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作为其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内核,＂文化三阶层＂理论从人类生活、文化要素及人文演进3个层面展现了文化的立体性。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文化三阶层＂理论启示我们要注重文化体系各部门配搭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重建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探索——伊格尔顿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英国当代著名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始终关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的种种困境,持续不断地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尖锐批判,并且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以伦理学为新的起点,对道德、真理、客观性、自由、公正、正义、幸福、人性等后现代主义所逃避宏大问题做出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阐发。尤其在西方学术界宣布理论终结或死亡的＂后理论时代＂中,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身体力行地探索了＂生命的意义＂这一宏大理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