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法律效力——以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重新解读为基点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是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能彻底贯彻区分原则的产物,不利于善意受让人之保护。然而《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认可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该做法虽然更彻底地落实了区分原则,却不得不接受备受质疑的"物权行为"的概念。事实上,通过重新解释"债权形式主义",将事实行为的合法性也纳入影响物权变动之"事实构成"中,就能彻底落实区分原则,不必大费周章地引入物权形式主义。此外,落实区分原则,意味着无权处分合同是否有效不应由物权人决定,但不能反推其必然有效。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应当被直接规定为影响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因素。     

论夫妻财产关系中知识产权的归属规则——以利益衡量方法为中心

确定夫妻财产中知识产权归属时,实证法规则以利益衡量方法为指导,在夫妻之间进行利益衡平。然而所得之实证规范效力极易为夫妻一方通过各种不合理方式加以规避,使规范目的落空,从而导致利益冲突难题仍然存在。为解决该难题,应在理论允许的范围中,确定一新规则,避免上述问题,并达到利益衡量的更佳结果。     

论因地震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以我国《物权法》相关条文适用为视角

根据"所有的物权变动原则上都应纳入物权法"之原则,地震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地震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有四类:地震导致物权的丧失;地震导致不动产的变更;地震导致不动产的取得;地震间接影响不动产变动.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因地震等自然灾害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存在着现行法无法适用或无法类推适用的情形,需要有专门的规则加以规范,或补充立法.     

明清以来徽州典当业在城市的分布和发展——以扬、宁、苏、沪四地为中心

在明清300余年中，徽商可以说是称雄于商界的一支劲旅。徽人何以在“四民社会”中甘当“逐末”之流?这首先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合作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以沪、宁、杭三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视角

在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在全球化蔓延的同时,却在生产的意义上于某个空间集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化特征。国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表明,园区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效载体,文化创意产业成熟发展的标志之一便是出现相对集中的集聚区块。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从产业萌芽到起飞的阶段,但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情况还相当严重,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合力的有效形成,因此文化创意园区建设成为沪、宁、杭三地加快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相当多的园区还存在着产业发展方向趋同、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区域联动与合作效应也远未体现,需要在调整产业政策、构筑合作新机制、强化产业链建设、推进品牌战略、实施人才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培育优质创意等方面进一步谋划,显现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合作一体化发展的优势。     

论刑罚配置对罪名择定的回应——以一例财产型犯罪的厘析为视角的分析

犯罪与刑罚是刑法体系之两大范畴。学界普遍认为两者之间是制约与被制约关系。基于该观点,在产生具体案件的定性归位疑难时,通常采取由罪及刑的研究路径,即以具体危害行为本身样态的解构为视角。刑罚则退隐为犯罪成立之后自然解决的下一步程序。然而,在犯罪与刑罚的互动关系中,刑罚量的均衡施加对危害行为的犯罪性质界定起着积极的反向回应制约作用。本文试图采取由刑及罪的分析路径对其进行投石问路地具体推演,以期对学界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迷惘、探寻与未抵达的终点——论“藏地新浪潮”电影以“人”为路径的现代化问询

“藏地新浪潮”导演群体将藏文化放置于“现代化”的时代审视下,借由人的生存境遇与个体转变,衡量变迁的得失,问询时代的归处。面对现代社会的符号系统,本文化的解释体系颇显势穷力竭,已然无法有效指引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时,差异化的文化转变也在加剧着世系之间与两性之间的情感隔阂。在此境遇下,寻求和解与救赎构成了人物一系列选择与行为的主要驱动要素,并据此提供了以“人”为探索路径的多种文化可能。然而,非闭合式结局却消抹了文化终点的指向性,转而基于变迁过程本身深化至文化的反思与忧思当中,其背后折射的价值判断与文化感情共同交织呈现为浓厚的焦虑气质,而焦虑本身也成为时代巨变下藏族人文化犹疑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