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文学教育的文化环境述论——以墓志为中心

在唐代,受过文学教育的女性数量虽不是很少,但基本上是集中在社会的中上层。而且,无论女性的文学才能多么杰出,诗名外扬是社会规范所不允许的。社会舆论对女性的主流评价标准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礼法,对＂四德＂的强调尤为突出。寡母教孤就是唐代女性文学教育的这种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它既与鲜卑余俗的逐渐消亡和汉化的加强以及由此导致的儒家礼法文化的进一步渗透和社会舆论对守节的普遍肯定有关,也与寡母对＂养＂的自然关系的深化、对丧夫后自我情感的补偿、渴望交流、对自我存在的肯定有关。更与其施展文学才能的不自由,不得不藉由男子为中介来获得社会的认可有关。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探讨中国新时期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在这一维度中,新时期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言说有其特定的发生背景,新时期文学中呈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独特言说方式,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是一种＂罪感＂文化,更是一种＂爱感＂文化,其＂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利于博爱现实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基督教文化是一种＂普世＂文化,有利于消解中西文化对峙,促进文化融合,构建世界文学;基督教文化亦非＂审判＂文化,而是＂赦罪＂文化,其＂宽恕＂、＂宽容＂精神有利于善意、平和文学批评原则的倡行,从而有利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多样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经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作为隐形之手使社会生活无一例外地遭遇＂经济殖民＂,由此文学的经济性必将成为无法回避的文化事实。文学的经济性不仅促动文学由一元巨型叙事走向多元共生的微观叙事,而且还使体制外写作成为可能。毋庸讳言,文学的经济性所导致的文学叙事对新兴中产阶级生活趣味的归附与展示以及过分对市场的精神沉溺,的确损害了文学＂精神性＂与＂超越性＂的审美诉求。不过,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叙事策略或是意识形态长期压抑后的叙事狂欢,又不能不是文学反拨传统的正常文化反应。文学的＂经济附庸性＂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存在,就像文学的＂政治附庸性＂依然不会完全消失并将继续存在一样,灵性的文学也将不会消亡,并将永远存在。     

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文化选择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通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情＂与＂礼＂的冲突模式设置,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在晚清以降的社会文化思潮及文学创作潮流中却呈现出＂逆转性＂。对于他们的这种文化选择,应放置在20世纪初的复古主义思潮及社会现实的激变中考察,鸳蝴派作家认为传统文化观念,而不是西方文化理念,更适合作为转型社会必需的价值规范。他们在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开掘与转化中,形成了区别于五四文学吸收外来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型的另一种潜在传统。     

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学院文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大多数自由主义作家栖身于学院,使得自由主义文学与学院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学院独特的人文关怀、文化思潮、人际关系、审美形态等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促使其特质的形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显现了学院空间的存在,它基本居于边缘,与不断激进的文学主潮形成对峙,成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判的力量。     

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中的文化与文学

威廉斯的“文化”概念是对“文化与文明”传统割裂出的两组二元对立范畴（精神性的文化与物质性的社会现实、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弥合,文化被界定为整体的、日常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威廉斯拒绝了文化的超然立场,将文化置入物质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整体之中。在威廉斯看来,文学也不是一种抽象形态,而是于特定的在场中进行的构形过程,他提出的“文学即写作”的文学观将文学导向了既恒久存在又发展变化的实践样态。文学与文化以“感觉结构”为“中介”呈现出一种相互映现、相互交融的关系,文学映现了动态而现实的文化,文化中潜藏着文学的根源和那些活生生的感受。     

“后新时期文学”：历史语境与文学现代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文坛的＂后新时期文学＂是一种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全新文学-文化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文学在＂后新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和复杂社会语境中的巨量发展,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民众生存生活的深刻变迁,并与一种全球性的新型世界观和一种新的社会重构认同及价值迁延相关联,是这诸多社会文化症候在文学领域的操演。基于这一认识,＂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就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断裂”与“弥合”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是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美国黑人文学中的身份建构

寻求和建构黑人群体的文化身份是美国黑人文学的重要议题和历史使命。在其发展历程中,美国黑人文学通过＂重返历史＂和＂流散美学＂这两种主要途径,表达了自身群体的政治诉求与情感呼声,建构了黑人群体共同的文化身份,开拓了黑人种族的文化、历史和群体传统,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美国文学的内涵。     

率真，网络文学的情感取向

网络情感有一种传统文学不能比拟的率真性。一方面是写手本身宣泄需求,其次这种情感是现实的存在状态,而写手的文化修养、情感特征也决定了他们的情感创作只能是再现真实。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叙事的审美隐忧

视觉文化时代,视像取代语言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首要叙事载体。传统的文学叙事虽主动或被动地以＂审美泛化＂的方式和注入叙事元素的手段,在传播媒介或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栖身之所,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叙事形态,文学叙事却在视觉文化语境和消费文化的共同挤压下,不再对社会历史进行艺术提炼、不再对道德立场顽强坚守、不再对理想之光艰苦追求,从而导致自身因降低了美学高度而最终走向＂无美可审＂的尴尬境地,其审美隐忧值得关注。     

当下中国慈善文化困境与原因探析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本身存在诸多的问题,与慈善文化不无关系。发展慈善事业需要＂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亟须慈善文化的建设。现代中国慈善文化存在着诸多困境,诸如官办慈善色彩浓厚、公民慈善理念匮乏、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富伦理缺失等。笔者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渊源、社会观念等等层面做了原因探析。     

匾额与民俗文化

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汉文化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文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以匾研史,可当佐证;以匾研诗,可得诗眼;以匾学书,可行笔髓。＂同时匾额和社会文化生活也是密不可分的,如装饰房屋、咏景抒情、旌表贺颂、登科入仕、店铺开张等都离不开匾额。     

回归自然:20世纪中国意境小说的思想流脉

意境小说的深层意蕴即情感根基是回归自然, 自然在意境小说中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环境, 更是一种道德境界即文化倾向。鲁迅是以自然对抗社会, 废名则削弱了意境小说的批判性的思想力度, 而没有社会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结构形式。沈从文将在鲁迅那里所表现的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以自然审判社会的精神进一步扩大、丰富, 其中既有平民意识又有一种反文化意识。回归自然就是回到内心, 意境小说就是心灵自由的呈现, 其文化本质是庄禅境界的现实化。意境是中国文化精神在文学中的具体呈现, 它将日常生活诗化、审美化     

“隐喻模式”及其潜在阙失——“地域文化与周氏兄弟”维度考量

关于地域文化对鲁迅及周作人的影响研究,其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隐喻模式＂。它把对影响来源的学术考辨变成了寻找＂文化喻体＂的文学修辞。它在研究范式上的潜在阙失在于：内在逻辑的自我矛盾、因果关联的主观建构、影响来源的话语表征。因此需要我们在实际研究中谨慎对待。     

湖湘文化对外宣传与学术研究——从文化自觉的角度

湖湘文化对外宣传必离不开湖湘风景名胜和其他具有浓郁区域特点的文化遗产。它们引人赞叹,却不具有为其他区域、民族认同和效仿的影响力。从湖湘文化中发掘、整理出那些具有优秀地域和民族特点,并能将之提升到具有普世精神价值的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自觉。湖湘学术研究多从文字典籍中探究湖湘文化。在关注典籍、精英人物体现出的官方文化系统的同时,关注与官方文化系统相对应的草根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自觉。当代湖湘民众多为湖湘＂吃文化＂、＂洗脚文化＂、＂歌厅文化＂等津津乐道。以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为出发点,探求并营造一种把精神追求放在首位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全体具有＂文化自觉＂的湖湘士子的神圣使命。     

都市与文学：一个问题范式的提出

都市不仅是一种社会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作为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都市既是文学的重要生成场域又是文学的传播途径和消费场所。文学中的都市，作为一种想象和叙述的存在，则直接参与着民众的都市文化认同和都市文化身份的建构。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西美尔:文化视野中的情感研究

社会文化是西美尔研究情感的基本视角。西美尔把情感与货币、商品、娱乐、卖淫等大都市现象联系在一起 ,着眼于探讨情感的现代性品质 ,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揭示了现代人情感的困境。情感来源于文化世界 ,但在文化世界中情感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情感来源于完整的个人 ,但在个人的生命中它却失去了美好的感觉。西美尔形成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感文化”。     

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

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 ,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 ,但学科专业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 (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学、文化学、美学等 )之间产生严重隔阂 ,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则导致专家 (比如专业文学研究者 )与公众的分离、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分离。本文力图要表明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 ,有助于打破文学研究和批评、尤其是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生产 ,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 ,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文化研究的视野 ,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 ,是一个解放工程。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 ,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构一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对抗性公共领域